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更难走。每迈出一步，胸口都传来撕裂般的剧痛，肋骨断处像有锉刀在来回刮擦。手臂上被老太婆抓出的伤口火辣辣地疼，混着那些腐蚀性液体造成的灼伤，整条胳膊都在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我不得不全靠那根扭曲变形的晾衣杆支撑，才能勉强维持平衡，不让自己瘫倒在这荒山野岭。
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稍微驱散了些许浑噩和那股萦绕不散的甜腻恶臭。肺里火辣辣的，每一次深呼吸都带着血腥气。我不敢停，也不敢回头，只是麻木地、一步一步地朝着山下村子里那点微弱的灯火挪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没有思考未来该如何。只剩下身体本能的求生欲，驱使着这具破败的躯壳向前。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终于看到了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树下空无一人，整个村子死寂得如同坟墓。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撞开了自家院门。
“哐当”一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堂屋的灯立刻亮了，母亲披着外衣冲了出来，看到我浑身污秽、血迹斑斑、拄着一根扭曲金属杆的惨状，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儿啊！你……你这是……”她冲过来，想扶我又不敢碰，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没……事了……”我嘶哑着嗓子挤出三个字，身体一软，再也支撑不住，向前倒去。
母亲慌忙架住我，用她那瘦弱的身体勉强支撑着我的重量，连拖带拽地把我弄进了屋里。
后面几天，我是在高烧和浑浑噩噩的剧痛中度过的。老医生又被请来了，看到我的伤势，他倒吸一口凉气，连连摇头，但还是尽心帮我重新固定了肋骨，清理包扎了伤口。他问我去哪了，怎么弄成这样，我和母亲都沉默以对。
村里关于娘娘庙的流言开始悄悄蔓延。有人说半夜看到隔壁山头冒黑烟，有人说闻到那边传来恶臭，还有人说，那个看庙的邪乎老太婆，好像不见了。各种猜测在村民间窃窃私语，但没人敢真的上山去看个究竟。我和母亲的家，再次成了村民们目光复杂、避之不及的所在。
这一次，我在床上躺了更久。
母亲日夜守着我，眼神里的恐惧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近乎麻木的疲惫取代。她不再问我发生了什么，只是默默地喂我喝药，擦拭身体，更换绷带。
一个月后，我终于能勉强下地走动。身体依旧虚弱，胸口时常闷痛，手臂上的伤痕留下了深色的疤痕，像几条扭曲的蜈蚣。但至少，命是保住了。
能出门的第一天，我去了张老憨的坟前。
那座孤坟上的新土已经板结，长出了稀稀拉拉的杂草。我站在坟前，沉默了很久。对于他的死，我无力挽回，那份因果，或许永远也理不清了。
又过了半个月，我决定再次离开。这一次，母亲没有阻拦，也没有哭泣。她只是默默帮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往里面塞了很多她亲手做的、易于保存的干粮。
“走吧，”她把行李递给我，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走了，就别再回头了。城里……总归比这里干净。”
她又一次提到了“干净”。
我点了点头，接过行李。这一次，里面没有棒球棍，也没有晾衣杆。
走出院门，清晨的阳光有些刺眼。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看了一眼后山那片如今已彻底沦为禁忌的荒芜，还有远处隔壁那座藏着诡异娘娘庙的山头。
然后，我转过身，沿着村路，一步一步，走向镇上的车站，再也没有回头。
回到城里，我仿佛脱胎换骨。辞去了之前所有的工作，切断了与过去大部分的联系。我用所有的积蓄，在一个离原先住处很远、靠近城郊、人流稀少的地方，租下了一个带小院的一楼房子。
院子不大，泥土干硬，长着些顽强的杂草。我买来铁锹、锄头，开始亲手整理这片小小的土地。翻土，除草，从市场上买来最普通的花种、菜籽，笨拙地撒下去，每天浇水，施肥，捉虫。
日子变得简单而规律。白天劳作，夜晚读书。我不再惧怕黑暗，也不再需要整夜亮灯。身体的伤痕在慢慢愈合，胸口的闷痛也逐渐减轻。偶尔，在夜深人静时，还是会从噩梦中惊醒，但醒来后，看到窗外静谧的夜色，感受到身下坚实的床铺，那份心悸会慢慢平复。
我不再去追寻什么答案，也不再试图遗忘。那些经历，如同我手臂上的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剥离，但也无需时刻触碰。
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推开院门，惊讶地发现，墙角我随手撒下的一把牵牛花种子，竟然已经攀着墙壁，开出了几朵淡蓝色的、喇叭状的小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曳，脆弱，却又生机勃勃。
我站在院中，看了很久。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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