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炮竹声，勉强给浸透了肃杀之气的华夏大地添了几分转瞬即逝的暖意。此时，靖南王耿精忠的本部精锐已星夜兼程抵达四川，与吴三桂的西路大军形成犄角之势；而在西南腹地，平西王吴三桂正率领麾下劲旅，如潮水般席卷贵州境内的咽喉要隘，清军的卫所与塘汛在其铁蹄下接连崩塌，贵阳外围的防线已摇摇欲坠。
康熙十四年初的风，吹过的是一幅裂了缝的江山图。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还残留着上元节的积雪，乾清宫内的康熙皇帝却已三日未眠，案头堆积的塘报如同雪片，每一份都蘸着西南的血与火。此时的天下，早已不是四年前那个“海内升平”的模样——康熙十三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扯起“兴明讨虏”的大旗，杀云南巡抚朱国治祭旗，数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东进，短短一年间便占据云南、贵州、湖南全境，兵锋直抵长江南岸的岳州，与清军隔江对峙。紧随其后，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兵变，台湾的郑经也率舟师渡海，攻占漳州、泉州等地。一时间，“三藩之乱”如野火燎原，半壁江山陷入战火，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而此刻的清军，早已不是入关时那支“满万不可敌”的八旗劲旅。经过数十年的安逸生活，京营八旗的子弟们沉溺于声色犬马，骑射功夫日渐荒废，甚至有不少将领连马背都难以坐稳。驻防各地的八旗兵更是沾染了地方的颓靡风气，克扣军饷、欺压百姓之事屡见不鲜，战斗力一落千丈。当吴三桂的大军北上时，许多清军将领竟不战而逃——湖南提督桑额望风而遁，长沙守将黄芳世弃城而走，岳州总兵李国栋干脆献城投降。朝廷仓促调集的援军，多是由八旗子弟与绿营兵混杂组成，士兵们既无战心，将领又多是纨绔之辈，往往未及接战便已溃散。
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十四年初的疆域，俨然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棋盘。西南战场上，吴三桂的主力集中在湖南，以岳州为大本营，凭借长江天险构筑防线，同时分兵向西，与四川的耿精忠部呼应，试图打通川陕通道，威胁清军的西北腹地。贵州全境已基本落入吴三桂手中，其麾下大将马宝、王屏藩率领的骑兵，正沿着贵州通往四川的驿道推进，沿途的清军驿站被一一拔除，粮道屡屡被切断。四川境内，刚到的福清本部清军兵力分散在成都、重庆等几个大城市，被耿精忠与吴三桂的联军分割包围，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朝廷的援军。
东南战场的形势同样严峻。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后，迅速攻占了福州、泉州、漳州等重镇，并与台湾的郑经达成协议，郑经出兵攻占了厦门、金门等地，双方联手对抗清军。清军在东南的兵力本就薄弱，浙江总督李之芳虽率绿营兵顽强抵抗，在衢州、金华一带与耿精忠的军队展开拉锯战，但由于缺乏八旗精锐的支援，始终无法扭转被动局面。更棘手的是，耿精忠的军队中不乏熟悉地形的福建本地人，他们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频繁袭击清军的粮车与营寨，使得清军的后勤补给陷入困境。
华南战场上，尚之信在广东的兵变，让清军失去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尚可喜原本忠心于清廷，却被儿子尚之信软禁，广东的军政大权落入尚之信手中。尚之信虽未正式加入吴三桂的阵营，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既不向清军提供粮草支援，也不与吴三桂的军队发生冲突，使得清廷在华南的防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吴三桂趁机派使者前往广东，试图拉拢尚之信，一旦双方达成联盟，清军在南方的局势将更加岌岌可危。
而在西北战场，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暗藏危机。陕西提督王辅臣本是吴三桂的旧部，虽在康熙十二年时表示效忠清廷，却始终与吴三桂保持着秘密联系。康熙十四年三月，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反清，杀死经略莫洛，占据了陕西的大部分地区。王辅臣的叛乱，如同在清军的背后插了一把尖刀——陕西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枢纽，一旦被吴三桂的势力控制，清军不仅无法从西北调兵支援西南，还可能面临吴三桂与王辅臣联手夹击的危险。清廷紧急任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八旗精锐前往西北平叛，但由于路途遥远，加上王辅臣的军队占据了潼关、函谷关等险要关口，图海的大军在抵达陕西后，陷入了长期的攻坚战。
此时的清军，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内部也矛盾重重。八旗兵与绿营兵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八旗兵自恃为“天之骄子”，看不起绿营兵，在作战时往往让绿营兵充当先锋，自己则在后观望；而绿营兵则对八旗兵的傲慢与无能深感不满，作战积极性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由于军费开支巨大，清廷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赋税，导致民怨沸腾。在山东、河南等地，甚至出现了农民起义军，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袭击清军的粮库与驿站，给清廷的后方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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