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抵达退省庵时,彭玉麟正在梅树下与友人对弈。听闻朝廷欲命其进京觐见,以备顾问,他沉默良久。友人劝他以年老体衰推辞,他望着棋盘,缓缓道:“此非弈棋,可以推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他最终奉诏北上,虽然后来因《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危机暂时缓解,他并未实际参与军事,但其以国事为重的担当,再次给朝野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的考验在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法军侵犯越南,觊觎中国西南,并于次年攻击台湾基隆,偷袭福建马尾船政局,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告急!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紧急任命年近七旬的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督办广东军务,统筹东南沿海防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手是船坚炮利的欧洲强国,而中国海防羸弱,官场因循,困难重重。
彭玉麟接旨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在退省庵中,对着梅姑的灵位深施一礼,沉声道:“家国有难,玉麟不得不行。你若在天有灵,佑我华夏,护我水师。” 随即,他以年迈之躯,星夜兼程,奔赴岭南。临行前,他画了一幅《雪梅图》,题诗曰:“铁干搓枒着此身,冰霜磨炼愈精神。手持南极孤臣节,要替乾坤葆太平。” 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抵达广州后,彭玉麟面对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他要协调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地方大员的关系,消除掣肘;另一方面,他要紧急布防,整顿军队,购置军火,应对法军可能对广东的进攻。
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铁腕手段。他亲自巡视虎门、黄埔等海防要隘,检查炮台,督促修筑工事。他发现前任官员购置的克虏伯大炮安置不当,射界受阻,立即严令移炮,并顶住压力,查处了贪墨军费的官员,即使涉及张树声的亲信也毫不留情,最终导致张树声被革职。此事震动广东官场,无人再敢怠慢,称其为“彭铁面”。
他积极支持黑旗军刘永福在越南抗法,设法接济饷械。在清廷内部和战摇摆之际,他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多次上疏力陈“法兰西欺我太甚,非战无以立国”,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然而,个人的决心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的颓势和清廷的腐败无能。马尾惨败,台湾被困,最终中国在陆战取胜的情况下,仍与法国签订了不尽人意的《中法新约》。消息传来,彭玉麟悲愤交加,在钦差行辕内,他面对北方,老泪纵横,顿足长叹:“人力已尽,而国势如此,此乃天意耶?亦或人谋不臧耶?三十年内,我华夏恐无宁日矣!” 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中法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再次恳请开缺。清廷准其回籍养病,但仍保留兵部尚书衔,以备咨询。
历经岭南风波,彭玉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退省庵,回到了他的梅花世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
晚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画梅。据传,他一生所画梅花不下万幅,用以纪念梅姑。“彭公梅”名动天下,时人求其一梅而不可得。他笔下的梅花,已成为其人格的象征——清奇、孤傲、坚韧、悲悯。
他留下了着名的《梅花百韵》诗,其中尽是血泪心声。如:“一生知已是梅花,魂梦相依萼绿华。别有闲情牵客思,晚窗无语对横斜。”“我家曾住梅花窟,修到梅花便是仙。不受红尘半点染,此身只合老林泉。”这些诗句,既是对梅姑的倾诉,也是自身高洁志行的写照。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彭玉麟病逝于退省庵中,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神智清明,嘱咐子孙:“吾死之后,勿请恤,勿立传,勿受吊。葬我于衡阳某山,墓前植梅数株,足矣。吾无他物,所存唯梅花画稿,可传则传之。”
他走得异常安静,如同他笔下的一片梅花,悄然凋零,回归尘土。枕边,是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和梅姑的绝笔信;案头,是一幅刚刚完成的墨梅,枝干如铁,花朵疏朗,题款是——“一生知已是梅花”。
消息传出,衡阳百姓痛哭失声,自发罢市,沿江设祭。湘江之上,舟船皆缀白帆,哀思如云。清廷闻讯,追赠太子太保衔,谥号“刚直”,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并准其建专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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