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抵达退省庵时，彭玉麟正在梅树下与友人对弈。听闻朝廷欲命其进京觐见，以备顾问，他沉默良久。友人劝他以年老体衰推辞，他望着棋盘，缓缓道：“此非弈棋，可以推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他最终奉诏北上，虽然后来因《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危机暂时缓解，他并未实际参与军事，但其以国事为重的担当，再次给朝野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的考验在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法军侵犯越南，觊觎中国西南，并于次年攻击台湾基隆，偷袭福建马尾船政局，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告急！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紧急任命年近七旬的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督办广东军务，统筹东南沿海防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手是船坚炮利的欧洲强国，而中国海防羸弱，官场因循，困难重重。
彭玉麟接旨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在退省庵中，对着梅姑的灵位深施一礼，沉声道：“家国有难，玉麟不得不行。你若在天有灵，佑我华夏，护我水师。” 随即，他以年迈之躯，星夜兼程，奔赴岭南。临行前，他画了一幅《雪梅图》，题诗曰：“铁干搓枒着此身，冰霜磨炼愈精神。手持南极孤臣节，要替乾坤葆太平。” 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抵达广州后，彭玉麟面对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他要协调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地方大员的关系，消除掣肘；另一方面，他要紧急布防，整顿军队，购置军火，应对法军可能对广东的进攻。
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铁腕手段。他亲自巡视虎门、黄埔等海防要隘，检查炮台，督促修筑工事。他发现前任官员购置的克虏伯大炮安置不当，射界受阻，立即严令移炮，并顶住压力，查处了贪墨军费的官员，即使涉及张树声的亲信也毫不留情，最终导致张树声被革职。此事震动广东官场，无人再敢怠慢，称其为“彭铁面”。
他积极支持黑旗军刘永福在越南抗法，设法接济饷械。在清廷内部和战摇摆之际，他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多次上疏力陈“法兰西欺我太甚，非战无以立国”，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然而，个人的决心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的颓势和清廷的腐败无能。马尾惨败，台湾被困，最终中国在陆战取胜的情况下，仍与法国签订了不尽人意的《中法新约》。消息传来，彭玉麟悲愤交加，在钦差行辕内，他面对北方，老泪纵横，顿足长叹：“人力已尽，而国势如此，此乃天意耶？亦或人谋不臧耶？三十年内，我华夏恐无宁日矣！” 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中法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再次恳请开缺。清廷准其回籍养病，但仍保留兵部尚书衔，以备咨询。
历经岭南风波，彭玉麟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退省庵，回到了他的梅花世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
晚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画梅。据传，他一生所画梅花不下万幅，用以纪念梅姑。“彭公梅”名动天下，时人求其一梅而不可得。他笔下的梅花，已成为其人格的象征——清奇、孤傲、坚韧、悲悯。
他留下了着名的《梅花百韵》诗，其中尽是血泪心声。如：“一生知已是梅花，魂梦相依萼绿华。别有闲情牵客思，晚窗无语对横斜。”“我家曾住梅花窟，修到梅花便是仙。不受红尘半点染，此身只合老林泉。”这些诗句，既是对梅姑的倾诉，也是自身高洁志行的写照。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彭玉麟病逝于退省庵中，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他神智清明，嘱咐子孙：“吾死之后，勿请恤，勿立传，勿受吊。葬我于衡阳某山，墓前植梅数株，足矣。吾无他物，所存唯梅花画稿，可传则传之。”
他走得异常安静，如同他笔下的一片梅花，悄然凋零，回归尘土。枕边，是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和梅姑的绝笔信；案头，是一幅刚刚完成的墨梅，枝干如铁，花朵疏朗，题款是——“一生知已是梅花”。
消息传出，衡阳百姓痛哭失声，自发罢市，沿江设祭。湘江之上，舟船皆缀白帆，哀思如云。清廷闻讯，追赠太子太保衔，谥号“刚直”，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并准其建专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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