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于艺术世界里恣意徜徉的同时，他那些特立独行的“癖性”，也开始毫无顾忌地绽放，成为汴京一道奇特的风景。
他最引人注目的癖好，便是对奇装异服，尤其是唐代服饰的迷恋。在北宋士大夫普遍崇尚简约、内敛衣冠的风气下，米芾却常常戴着高耸的“唐巾”，身着宽袍大袖的唐服，招摇过市。那衣袍的色彩或许格外鲜艳，纹样或许格外奇特，行走之间，大袖飘飘，仿佛不是熙宁年间的官员，而是从《明皇幸蜀图》中走出来的盛唐人物。
这绝非简单的标新立异。这身打扮，是他内心的外在宣言。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中国文化气度最为恢弘、包容、个性最为张扬的时代。米芾身着唐服，是在向一个他心向往之的、更自由、更浪漫的艺术化时代致敬。这身衣服，是他的“艺术战袍”，将他与周围那些谨守程朱理学萌芽、言行拘谨的士大夫们鲜明地区分开来。
于是，便有了那个载入多种宋人笔记的经典场景：
一日，米芾受邀赴某达官贵人的雅集。他照例戴着他那顶标志性的高檐唐帽，乘坐一顶轿子前往。行至府门，轿夫准备如常将轿子抬入府内。然而，问题出现了——那顶帽子实在太高，轿顶太低，米芾若想下轿，必须大幅度弯腰低头，这不仅会折损帽子的形状，更与他想要保持的“盛唐气象”格格不入。
场面一时僵住。仆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按照常理，主动脱下帽子，便可轻松解决。但这对于米芾，绝非“常理”可言。帽子不是饰物，而是他精神身份的象征，岂能轻易摘下？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等待他妥协之时，米芾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他端坐轿中，面无难色，平静而坚决地命令道：
“拆掉轿顶。”
可以想见轿夫与仆役们的惊愕。但他是客，且是名士，主人或许也早已风闻其癖，只得苦笑着依从。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工匠们现场拆卸了轿子的顶盖。随后，米芾便如此冠冕堂皇地、端坐在一辆“敞篷轿子”里，由轿夫们抬着，神情自若地穿过庭院，接受着两旁宾客与仆从惊诧、窃笑、乃至鄙夷的目光。
他泰然自若。那些目光，如同清风拂过山岗，未能在他心中激起半分涟漪。他漠视的，不仅仅是世俗的礼节，更是整个庸常世界对“非常之人”的评判标准。在他心中，艺术的完整与个人意志的伸张，远重于一时的体面与合群。
“米颠”的雅号，不胫而走。
这“颠”，是世俗眼中的“不正常”，却是米芾艺术人格的“真正常”。它混合了极度的自信、天真的固执和对美近乎偏执的追求。这“颠”名，与其说是贬斥，不如说是一种带着无奈、惊奇乃至一丝隐秘钦佩的承认——承认此人的存在，本身就已超出了世俗规则的管辖范围。
就这样，在熙宁元年的汴京，一个年轻的校书郎，白天在秘阁的古籍法帖中与古人神交，傍晚则可能乘着一辆无顶的轿子，招摇过市。他将官场的规则视为无物，却将艺术的法则奉为圭臬。他刚刚开启他的仕途，却仿佛已经找到了此生真正的归宿——那不在庙堂之高，而在笔墨之间，在奇石之上，在那片由他内心构建的、自由不羁的艺术王国里。
他的启蒙已然完成，他的道路已然确定。接下来，他将带着这身才学与癫名，走向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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