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移民计划”的方案一经确定，几乎没有任何拖延，整个国家机器便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事实上，早在最高层对琼州岛指挥官下达“彻底清理、全面管控”的死命令时，移民的先遣队就已经出发了。
首批登陆的，自然是那些被选中的精锐军人。
他们必须在后续大规模移民潮到来之前，建立起初步的秩序防线，清理出足够的安置空间，并确保这个最后的堡垒固若金汤。
码头上日夜不息，舰船的汽笛声撕破了海岛往日夜晚的宁静。
这场被后来称为“十日迁徙”的行动，其规模远超最初规划。
原定的八百万名额，在执行过程中，仍被一些手眼通天的权贵，通过各种渠道塞了进来。
最终，当最后一艘运输舰关闭舱门，统计数字硬生生地多出了五十万。
而海岸的这一边，绝大多数未被选中的民众，只能麻木而绝望地看着舰船消失在茫茫海平线上。
希望，如同退潮般从他们眼中流逝。
当然，也有不甘命运摆布的人，在丧尸横行的废墟之中，依靠智慧和勇气，顽强地开辟着属于自己的生路。
近千万移民的瞬间涌入，让琼州岛的各项资源瞬间告急。
粮食配给、住房分配、治安维护，每一个问题都急需解决。
移民安置初期，最高层并未第一时间就直接介入具体管理，只确立了一条铁律：
彻底废除房屋和粮食的私有制与自由市场交易，必须确保“人人有房住，顿顿有饭吃。”，这十字方针。
于是，之前琼州岛的最高总指挥则是贯彻这一原则，将外来人口与军人依据技能档案，打散后重新编组，有策略地填充到各个管控区内。
在执行中，原住民的居住权益得到优先保障，被划为“有产原住民”，在保障他们的住宿后，才会安排其他移民入内。
而像李超夫妇这样的，一开始就居住在民宿或者酒店里面的，也被幸运的算作有固定住宿的原住民。
他们的住宿条件算是非常好的一批了。
在这之后，经过农业专家的主导下，全岛的种植结构经历了颠覆性的改造。
所有景观林木、花园绿地，以及经济作物，只要土壤条件允许，都被优先改造成农田，统一栽种高产杂交水稻。
目标是明确的：必须喂饱近两千万张吃饭的嘴。
垦殖面积急剧扩张，但汽油、柴油等战略燃料必须优先保障巡逻舰艇与核心工业，大型农用机械被迫封存。
人力，成了最宝贵，也是最廉价的资源。
一套脱胎于上世纪中后段的“工分制”被重新启用，货币被彻底废除。
“工分”与生存物资严格挂钩。
除了医生、高级工程师等不可或缺的专业人才被固定岗位外，其余所有人，无论你曾是富豪、教授还是艺术家，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到土地、工地或车间，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
当然，在岛上，极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作平等，不会再有高低贵贱之分。
除了极少数科学家被优待外，其他所有人被一视同仁，就连高层也不例外。
从高层官员到基层干部，他们也会在每周抽出一定时间参与劳动。
虽然时间不长，毕竟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他们处理，但是这样的带头表率很大程度堵住不少人的嘴。
在这里，劳动被赋予至高无上的荣誉感。
只要是肯劳动，就是光荣的，就是值得赞扬的。
当然，总有投机者幻想不劳而获，笃信“大锅饭”体制下总能分到一口吃的。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幻想，没有“工分”，真的会饿死人的！
所有粮食由军队实行战时配给制，严禁任何形式的黑市交易。
违者不仅面临物资罚没，严重者会被扣光所有工分，甚至剥夺居住权，打入“待遣返”名单，那几乎等同于死刑缓期执行。
在公开处理了几起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后，“工分制”被迅速确立，并且被接纳，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就连曾经的权贵名流，也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农具。
不过，制度也并非全无温度，政策根据不同人的年龄、体能，设定了差异化的基础劳动任务。
完成基础额度，就能换取维持每日生存的基本工分。
而超额完成的劳动量，则会奖励“特供票券”，类似于之前的粮票那种，可用于兑换难得的肉类、水果乃至一些简单的娱乐品，这是灰暗生活中仅有的亮色。
就这样，在一个个精准的政策不断落实下去，琼州岛被一步步打造成一个官方避难所，保障着两千万人在这末世中，安全的活下去。
虽然里面的人多有抱怨，但是比起内陆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了，总归是活下去的希望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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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夫妇最初被分配到所居住的民宿老板那片已被改造为耕地的果园劳作。
后来，因旁边的沿海新建的制盐场需要大量人手，且工分回报更高，二人便主动申请调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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