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湾入夜后，潮声压着船厂的铁锤声。
“定海”号停在码头外侧，灰漆船身矮矮一截，船头机关炮蒙着油布，桅杆上没有旧式号旗，只挂一盏遮光灯，灯罩压得极低。
老船工蹲在缆桩边，瞧了半天，憋出一句：“夜里不打旗，不敲鼓，船怎么认路？”
赵维海戴着耳机，正在调电台，闻言回了一句：“靠嘴。”
老船工愣住。
旁边工程兵笑骂：“靠电台的嘴。岸上一喊，船上就听见。别把赵顾问当神仙，他也怕搁浅。”
老船工更不信：“海上风一大，喊破喉咙也听不见。”
赵维海把耳机递给他。
耳机里沙沙响了两下，岸台传来报数：“定海，定海，航道灯一号可见，向东偏南二十度，潮位三尺七。”
老船工把耳机摘下来，瞪着那只黑乎乎的木盒子。
“这里头有人？”
“没有人，有规矩。”
赵维海懒得多解释，抬手下令：“解缆，出港。灯全遮住，岸台引导，按夜航表走。”
定海号轻轻离岸。
没有鼓点，没有旗手喊号。
船上水兵按口令转舵，机舱里柴油机低低响着。
岸边遮光灯一明一灭，电台报着航道、潮位、风向。
旧船工扒着船舷，脸上那点不服气，被夜风刮得干干净净。
船在黑水里转了两圈，避开暗桩，穿过浅滩，又稳稳靠回码头。
赵维海摘下耳机：“记录，夜航合格。明晚加机关炮移动靶。”
老船工咽了口唾沫：“不靠旗鼓也能走夜海……郑家那帮老海狗，怕是要睡不安稳。”
工程兵拍了拍船身：“先别吹。它今晚没沉，就是祖宗保佑。”
老船工立马瞪他：“这是大夏船，少说晦气话。”
码头上笑声散开。
同一夜，绍兴府旧署里却没有半点笑意。
福州传来的急报摆在案上。
陈谦被斩。
朱以海盯着那几行字，半天没翻页。
殿中官员都低着头，谁也不敢先开口。
最后还是张国维道：“殿下，福州这是要逼东浙低头。”
朱以海把信拍在案上。
“低头？他朱聿键杀我使者，还要我奉他的年号？做梦。”
礼官出班：“殿下，福州既先绝情，我东浙不可再让。臣请明发檄文，痛斥隆武杀使之罪。”
另一人接得更快：“还要严查通夏者。杭州那边的小册子、告示，已经传到宁波、台州。若不杀一批，人心要散。”
这句话一出，堂上不少士绅代表来了精神。
所谓通夏者，谁都能猜到指的是谁。
那些偷偷向杭州递信的海商。
那些把盐引旧账藏在船底的富户。
还有几家早年同马士英、阮大铖往来密切，怕大夏审计官顺藤摸瓜的旧门第。
他们比朱以海更怕杭州。
大夏的刀未必砍头，账本却能挖祖坟。
一个绍兴大族的族长站出来：“殿下，东浙若要守，须先清内奸。凡与杭州军管府通信者，田契封存，家丁缴械，盐引停用。”
张国维看了他一眼：“封存谁的田契？”
那族长卡住：“自然是通夏者。”
“谁定通夏？”
“由监国府……”
张国维打断：“监国府若今日随你们查海商，明日海商也能说你们私藏佃册。到时候绍兴城里不用夏军渡江，自己先把自己拆了。”
堂上静了片刻。
朱以海脸上火气未退，却也没昏到听不懂。
张国维继续道：“殿下，东浙兵粮不足。水营欠饷四月，炮台火药多有霉坏，士绅愿写檄文，愿出族丁巡街，可真要掏银粮，一个个都说祖产艰难。若大夏渡江，钱塘不是纸上几句忠义能守住的。”
那族长脸上挂不住：“张公何必长他人志气？我等岂是不愿出钱，只是钱粮须有章程。”
“章程就是先交粮。”
张国维一句话堵回去。
朱以海起身：“够了。传令各营，整军守钱塘江。宁与福州断，不向大夏降。通夏之事，查，但不得借机私仇相攻。水营欠饷，先从府库拨一批。”
户房书吏小声道：“府库现银不足两千两。”
朱以海看向堂上士绅。
堂上忽然咳嗽声多了起来。
张国维低头看着地砖，没再说话。
钱塘江西岸，杭州前线营地灯火通宵。
北京铁令已到。
先取绍兴。
周启明把电文压在地图一角，拿红笔圈住东岸沙洲、炮台、火船泊位。
参谋问：“按旧法，明日重炮压过去？”
周启明摇头：“不打城。先封江，再喊话，再贴账。”
“贴账？”
“对。鲁监国兵饷欠几月，粮仓账面多少、实存多少，水营谁吞饷，炮台火药几成能用，全贴出来。炮打炮台，告示打人心。”
贺文若在这里，八成要喊一声同行。
次日清晨，大夏宣传船沿江慢行。
铜喇叭朝东岸喊话。
“杭州米价，一斗二十文，按户限购，老人幼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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