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黑瞎子岭的冬意已浓。清晨的霜冻让整片山林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松针、草叶、枯枝上都凝结着晶莹的霜花，在初升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程立秋站在合作社的院子里，看着猎队队员们忙碌地准备着。今天是合作社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围猎，也是入冬前的最后一次——按照他立下的规矩，每年只进行两次大规模围猎，一次在秋末，为冬季储备肉食；一次在春初，清除祸害庄稼的野物。
“立秋哥，都准备好了。”王栓柱走过来，肩上挎着猎枪，腰间的子弹袋鼓鼓囊囊，“按照你的要求，这次只打野猪和狍子。兔子、雪兔那些小动物，一律不动。”
程立秋点点头：“老幼病残的也不能打，记住了吗？”
“记住了，”王栓柱认真地复述，“不打带崽的母兽，不打幼兽，不打受伤的。咱们是猎人，不是屠夫。”
“还有，”程立秋补充道，“遇到老虎、豹子那些大家伙，不许开枪，避让。”
“知道。不过立秋哥，听说今年黑瞎子沟那边野猪特别多，把好几片庄稼地都祸害了。咱们这次主要就是冲着它们去的吧？”
“嗯，”程立秋望向远处的黑瞎子沟方向，“去年冬天雪大，野猪繁殖得快。今年秋天它们到处找食，已经成了祸害。这次围猎，主要目的就是控制野猪数量，保护庄稼。但记住，不能赶尽杀绝。”
说话间，猎队已经集结完毕。三十多个精壮汉子，个个背着猎枪，腰间挂着猎刀，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情。对山里人来说，围猎不光是获取食物的手段，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仪式。
赵老蔫也来了，老爷子虽然已经不大上山打猎了，但这样的场合他一定要来——他是猎队的“军师”，经验最丰富。
“立秋啊，今天这阵仗不小，”赵老蔫捋着胡子说，“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咱们屯也组织过几次大围猎，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参加。那时候山里猎物多啊，野猪、狍子、马鹿，满山都是。”
“现在少了，”程立秋感慨道，“赵叔，所以咱们才要立规矩。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打了，得给山里留点种。”
“你说得对，”赵老蔫点头，“咱们猎人靠山吃山，但不能把山吃空了。走吧，今天我来给你们指路。”
猎队出发了。三十多人排成一列长队，沿着山路向黑瞎子沟行进。程立秋走在最前面，赵老蔫紧随其后，然后是王栓柱、程大海等骨干。
路上，程立秋一边走一边给队员们讲解围猎的规矩：“等会儿到了地方，分三组。栓柱带一组从左面包抄，大海带一组从右面包抄，我带人从正面驱赶。记住，开枪前要看清楚，别误伤。”
“遇到受伤的动物怎么办？”一个年轻队员问。
“能救就救，”程立秋说，“救不了，给它个痛快。不能让它们活受罪。”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到了黑瞎子沟。这是一条宽阔的山谷，两边是陡峭的山崖，谷底长满了灌木和杂草。正是野猪最喜欢的环境。
赵老蔫蹲下身，仔细查看地上的痕迹：“不少啊。你们看这蹄印，新鲜，是昨晚留下的。这一群至少有二十多头，领头的是头大公猪，看这蹄印的深度，得有三百斤以上。”
程立秋观察地形，迅速做出部署：“栓柱，你带十个人上左边山梁，沿着山脊走，把野猪往谷底赶。大海，你带十个人上右边山梁。我带剩下的人在谷底设伏。记住，等野猪群进入伏击圈再开枪，别着急。”
三组人迅速行动起来。程立秋带着十个人在谷底找了个有利位置埋伏起来，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视野很好。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山谷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和偶尔的鸟鸣。队员们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前方。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远处传来了动静。先是树枝折断的声音，接着是沉重的蹄声，最后是野猪特有的呼噜声。
来了！
程立秋打了个手势，所有人都握紧了枪。
野猪群出现了。约莫二十多头，有大有小，排成松散的队形，正朝谷底走来。领头的是头体型巨大的公猪，獠牙外翻，肩高几乎到人的腰部。它走得很警惕，不时停下脚步，抽动鼻子嗅闻空气。
突然，它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停住了脚步，发出一声警告的哼叫。野猪群立刻骚动起来，小猪们躲到母亲身后，成年猪们则紧张地四下张望。
就在这时，左右两边的山梁上响起了枪声和呐喊声——王栓柱和程大海他们开始驱赶了！
野猪群受惊，本能地朝谷底开阔地冲来。这正是程立秋想要的——把猪群赶到预定的伏击圈。
“准备！”程立秋低声下令。
野猪群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它们惊恐的眼睛，闻到它们身上的气味。队员们的手指扣在扳机上，呼吸都屏住了。
“打！”
枪声齐发！但不是乱打，而是有选择地瞄准那些体型最大、最壮的成年公猪。按照程立秋的要求，母猪和小猪一律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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