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18日
法属西贡,总督府。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坛正如走马灯般变幻,茹费理内阁虽已倒台,但扩张主义的思潮依然在国内政坛徘徊。
来自巴黎的电报的内容含糊其辞,
既要求“扩大法国在北圻(东京)的影响力”,又警告“务必避免与清帝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电报来自海军部长,内容简短却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暗示:
“关于北圻局势,政府授权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障《1874年条约》的执行。然而,鉴于突尼斯战事后的财政压力,议会未必支持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希望你... 谨慎,且勇敢。”
“谨慎,且勇敢。”
维莱总督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巴黎官僚的典型做派——既想要富饶的红河三角洲,又不想承担战争的责任。
如果赢了,是法兰西的荣光。如果输了,就是前线指挥官的鲁莽。
荷兰指挥官的前车之鉴在整个南洋都让人心生畏惧。
门被推开了,海军上校亨利·李维业大步走了进来。
55岁的李维业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穿错了制服的巴黎文人。
他写小说,做法兰西学院的梦,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玩世不恭。
他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官,在巴黎文学界,他曾是和杜马父子谈笑风生的小说家。
然而,文学的虚名未能满足他对名利的渴望,他需要一场战争,一场像拿破仑远征埃及那样充满异域色彩的征服。
建功立业,为帝国建立功勋,不如写小说来的心潮澎湃?
“总督阁下,”
李维业摘下海军帽,敬了个礼。
“阁下,帕尔塞瓦尔号和德拉克号已经待命。只要您签字,三天后我就能出现在红河口。”
维莱转过身,盯着这位即将决定殖民地命运的军官:“亨利,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开了第一枪,就没有回头路。还记得弗朗西斯·加尔尼埃吗?九年前,他的头颅就是被黑旗军挂在河内的城墙上。”
弗朗西斯·加尔尼埃,这个名字在南洋的法国人,没人会忘记。
9年前(1873年),那位激进的探险家在河内城下被黑旗军斩首。
他的死,既是法国人的耻辱,也是他们再次北上的借口。
李维业郑重回答,“阁下,我不会犯以往的错误。历史告诉我们,既成事实永远是最好的外交手段。”
维莱敲打着桌面,再次看了一眼桌子上的1874年《西贡条约》。
法国人指责越南朝廷违反条约,暗中向清朝寻求册封,并纵容黑旗军骚扰红河上的法国商人。
“我再给你补充一些陆战队,”
维莱终于下定决心,“名义上,你是去加强河内领事馆的防御,去驱逐海盗。
你的任务是威慑,是展示三色旗的力量。至于是否开火……”
总督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那取决于现场的情况。但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搞砸了,巴黎会毫不犹豫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而我会声称从未下达过进攻命令。”
两人心照不宣。所谓加强防御,不过是外交辞令。
真实目的是为了红河。
国际局势正处于微妙的平衡点。
英国人刚刚在缅甸站稳脚跟,德国的商船频繁出入海防港。
红河是通往云南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黄金水道。
谁控制了红河,谁就控制了中国西南的咽喉。而顺化朝廷(阮朝)为了抵制法国,正在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阻断航道,这让法国商人损失惨重。
“听着,亨利。”
“……如果机会出现了,我不希望你错过。”
李维业接过命令书,嘴角微微上扬:“我会给巴黎带回一个行省,或者,给他们带回一具尸体。”
————————————
舰队出发了。
这是一支精干的的特遣队。
旗舰是护卫舰德拉克号,紧随其后的是帕尔塞瓦尔号。
为了适应红河浅滩的航行,李维业还调集了两艘轻型炮舰。
随船搭载的,除了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外,还有整箱整箱的步枪子弹和几门机关炮。
3月28日,舰队驶入北部湾。
在军官餐厅里,李维业正与他的副手们推演着战局。
“根据情报,河内城是由当年嘉隆皇帝请法国工程师设计的,典型的沃邦式要塞。”
一名参谋指着地图上的星形堡垒说道,“城墙厚度超过三米,护城河宽二十米。如果强攻,我们这点人连填护城河都不够。”
李维业摇了摇头,
“先生们。别再用拿破仑时代的思维打仗。
看看咱们的船,看看我们的线膛炮。对于亚洲的旧式军队来说,战争不是靠人头堆出来的,是靠心理防线的崩溃。”
4月2日,法军舰队抵达海防。
这里是红河的门户。
法国领事和几名神父早已在码头等候。他们带来了最新的情报:河内城内人心惶惶,总督黄耀正在加固城防,但他手下的士兵大多拿着老旧的枪,甚至还有大刀和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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