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未散，四千柄刺刀已切开红河平原的薄暝。
登陆艇的鼻尖抵住安南泥土的那一刻，陈九站在极光号的舰桥上，望着这片被橡胶树和火炮覆盖的土地。
五年了。五年前他在这里埋下种子，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或者，收割的季节。
第一波登陆的是陆战队第一营，那个在马尾登陆时用加特林机枪扫清码头的营。
营长雷震踩着齐膝的海水冲上沙滩，身后是八百个狂热的汉子。他们的作训服被浪花打湿，手里的步枪却始终抬着，枪口指向远处法国兵营的轮廓。
“分兵。”
雷震只说了两个字。
三千二百人向北，沿着红河河谷，往谅山方向急行军。他们的任务是包抄——不是包抄河内的法军，而是包抄那些正在镇南关外与清军对峙的法军主力。
八百人留下，连同后续登陆的两个营，共计两千人，开始清扫红河三角洲的每一个法国兵站、每一个殖民地哨所、每一座被三色旗覆盖的村庄。
这是另一种战争。
没有海面上的巨炮对轰，没有钢铁撞角的血肉相搏。这是丛林里的、稻田里的、村庄里的战争。刺刀挑开雾霭，子弹撕碎寂静，安南的泥土一口一口吞下法兰西的军服。
太原，法军兵站。
兵站长克洛德中尉在清晨的咖啡里听到了枪声。他放下杯子，走到窗前，看见哨兵已经倒在岗亭下，鲜血渗进红土，像一块正在扩大的墨渍。
然后是第二声枪响，第三声。精准的、点名式的射击。每一枪都有一个穿法军制服的人倒下。
“敌袭！”克洛德抓起手枪，冲出门外。
兵站的院子里已经乱成一团。二十几个法国兵趴在沙袋后面，朝外面的橡胶林胡乱开枪。橡胶林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枪口的火光在树干间闪烁，像一群萤火虫在收割人命。
克洛德刚喊出一句“稳住”，一颗子弹就钻进了他的肩膀。巨大的冲击力把他掀翻在地，咖啡的苦涩和血腥味混在一起，涌进喉咙。
等他再睁开眼，院子里已经站满了穿深蓝色作训服的人。他们的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面目，只看得见臂章上那颗银色的星星——北极星。
一个瘦长的黑脸汉子踩着克洛德的手走过去，用刺刀挑下旗杆上的三色旗，扔在地上，然后踩过去。
“包扎，带走。”那汉子说，脚步没停。
同样的场景，在同一时刻，发生在海阳、北宁、山西、兴化。
每一个法军兵站、每一个哨所、每一个仓库，都有北极星的士兵钻出来，用子弹和刺刀收割那些蓝色生命。有些兵站抵抗了十几分钟，有些只抵抗了几分钟，有些根本没有抵抗——守军在听见枪声的第一时间就举起了双手，眼神里全是如释重负和恐惧。
自从舰队失败，他们已经提心吊胆了很久。
恐惧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不是清军。清军不会在晨雾里发起攻击，清军不会精准地点射每一个试图反抗的人，清军不会在攻占兵站之后立刻架起电报机，用流利的法语截听西贡的指令。
在安南能打出如此统治力的只有一支部队，他们的噩梦。
“你们是振华的部队？”一个被俘的法军中尉在被审讯时说，声音颤抖，“要大反攻了？”
审讯的北极星军官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到第三天下午，红河三角洲的三十七个法军据点已经全部易手。
三色旗降下来，换成一面没有文字、只有银色北极星的旗帜。
两千具穿蓝制服的尸体被埋进红土，俘虏被装上运输船，运往那个他们从未抵达过的地方——台湾基隆。
那里有煤矿，需要人挖。
与此同时，向北的三千二百人已经抵达谅山外围。
镇南关外最后一个重镇。
法军主力正集结于此，准备给清军最后一击。统帅尼格里坐在指挥部里，看着墙上的地图，眉头紧锁。
三天前，他失去了与后方的所有联系。海阳、北宁、山西……每一个兵站都沉默。电报发出去，没有回应；骑兵派出去，没有回来。
“后方出了什么事？”他问参谋。
参谋摇头。
“清军不可能绕过我们。”尼格里说，“他们怎么过去的？”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尼格里站起身，街道挤满了法国兵和安南仆从军。他们的脸上没有几个月前的傲慢了，只有疲惫和困惑——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太久，久到他们开始忘记为什么要打。
“派一个营。”尼格里说，“向南搜索。找到后方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个营出发了。
第二天傍晚，那个营的营长独自一人回来了。他骑着一匹浑身是汗的马，冲进谅山城，滚下马背，跪在尼格里面前。
“没有了。”他说，声音嘶哑，
“全没了。海阳、北宁、山西……全没了。兵站被烧，哨所被拔，守军全死了——没死的被带走了，不知道带去哪。那些打兵站的人穿着深蓝色衣服，拿着连发步枪，比我们打得准，跑得比我们快。是北极舰队的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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