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迹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将《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着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着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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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
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讨厌这灰色，更讨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哝着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确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账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着白铜烟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着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着随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着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烟袋搁在膝头，叹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账，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着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着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着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赢——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烟袋杆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缫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缊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争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浔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缫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产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着，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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