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岁公子就出远门,18岁后更是仗剑万余里,足迹遍布直隶、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十余省。
“少爷,又要走?”
谭嗣同不答,只将《离骚》塞进行囊,又捡点了几块银饼。
昨夜心血来潮,案头摊着新写的诗稿——“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
夜读《船山遗书》至三更,胸中块垒难浇,索性研墨写下的残句。
实在耐着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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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
衙门的旗杆、司门口的牌坊、长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扑扑的。
谭嗣同讨厌这灰色,更讨厌候补道们递手本时那种灰扑扑的脸色。
父亲命他纳资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却迟迟不肯去赴任——那些佐杂人员聚在茶馆里吹嘘“宪眷”,拿京中密闻当茶钱,他看一眼都脏了眼睛。
“少爷天天说仗剑走天涯”,罗升咕哝着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儿?”
谭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场,一方面,确实也是想找一条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亲从甘肃转到武昌任职,待了几天,又想走。
到了汉口码头,船是码头上常见的“鸭梢船”,后梢低矮如鸭尾,载客二十来人。
谭嗣同站在船头看解缆,缆绳一松,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舱的是个收账的徽州商人,约莫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藕色绸衫,袖口挽得齐整,就是话有点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过一阵,江面愈宽。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烟,正用一小块绒布细细地擦着白铜烟袋上的烟渍,眼神却有些发直,盯着舱外浑黄的江水发愣。
“谭公子,”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刚才咱们聊那武昌城的活气儿。依我看,如今这江上的买卖,才是真的活见了鬼。”
谭嗣同正翻着随身带的书,闻言抬起头来,等着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净的烟袋搁在膝头,叹了口气:“我这次出来收账,走了三个地方,湖州、苏州、上海。往年这时候,手里早捏着一叠庄票,心里也踏实。今年?嘿,连回徽州老家的船钱,都快算计着花了。”
他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你听说前些年胡雪岩跟洋人斗法的事了吧?外头人都说他胜了,大败洋行威风,连钱庄的伙计都跟着耀武扬威的。
可我们徽州商帮里头,有消息灵通的老人说,其实胡雪岩没赢——或者说,里子败了,可他想干成的那件事,到底还是让另一拨人干成了。”
谭嗣同心念一动,合上书:“愿闻其详。”
“旗昌洋行,你总晓得吧?美国人的。”
商人用烟袋杆在舱板上画了个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开了机器缫丝厂,可一直收不到顶好的茧子——乡下人信不过机器做的丝,总觉得自己土法缊出来的才是正经货。
后来他们学精了,不跟胡雪岩硬斗了,反倒找了个华人开的银行,合伙。那银行,据说背后是南洋帮的大佬,手眼通天。”
“还有人说,就是那位,金山九你总该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爷给胡雪岩设的局,连皮带骨给他吞了。还有人说,那阜康钱庄,如今早都换了姓。”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钦佩,又像是畏惧:
“他们不争一时的价格。他们只做一件事:每年新茧上市之前,放出风去,有多少收多少,现银交易,不拖不欠。价钱比我们这些跑单帮的给得高,还稳当。养蚕的人家哪个不动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茧子——就是太湖边上、南浔那一带出的莲心种,七八个蚕茧才能缫出一两上等丝的——十成里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们的丝厂。
剩下的,才是我们这些土丝行能挑的。”
“那……土丝行怎么办?”谭嗣同问。
商人苦笑:“土丝行?土丝行收不到好茧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机器厂看不上,可我们卖给谁?
卖给那些老派的织户,织些粗绸,卖个辛苦钱。
可那些织户也快活不下去了——他们织出来的绸,样子老旧,价钱还贵;人家机器厂出的丝,匀净,光洁,织出来的绸软得像缎子,价钱还便宜。
城里头的太太小姐,谁还穿土绸?谭公子,你是读书人,该知道现在市面上最时兴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机器厂产的,不仅卖给美国人,还卖到上海,卖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说着,从怀里摸出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申报》,这回没有打开,只是拍了拍,语气里多了几分萧索:
“你看这报纸上,天天登什么湖丝跌价、丝业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人家手里的机器丝,价钱年年涨!去年一包上等厂丝,行情折合银子早就超四百两了。可我们手里这些土丝,二百两都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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