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河诈骗案的卷宗材料，足足装了三个标准档案箱。
尘封了近十年的纸张散发着特有的陈旧气味，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受害者的血泪、诈骗犯的狡诈、以及当年办案人员竭尽全力却依然留下诸多遗憾的调查痕迹。
刑侦支队最大的那间会议室里，长方桌被清空，铺满了泛黄的询问笔录、银行流水打印单、审计报告、司法鉴定书以及各种附件材料。
陆野、老陈、还有两名从经侦支队借调来的熟手，从清晨开始就埋首其中。空气中只有翻阅纸张的沙沙声、偶尔的低声交谈、以及键盘敲击查询系统的嗒嗒声。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个人的眼睛都因为长时间专注而有些干涩，但没有人停下。
他们知道，凶手跨越十二年精心布置的杀戮迷宫，钥匙很可能就藏在眼前这些故纸堆里。
“陆队，”老陈的声音打破了长时间的寂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凝重。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捏着几份用不同颜色便签标记出来的文件，指着其中一份银行资金流向分析报告的某一页，“你看这里。
当年经侦的同事追查赵山河涉案资金去向时，发现有一笔总计两百三十万的款项，在2012年9月到10月期间，分四次从赵山河控制的几个皮包公司账户，转入了另一个个人账户。
这个账户的开户人身份经过核查，是伪造的，身份证信息对应的是一个早已去世多年的人。资金进入这个‘幽灵账户’后，在短时间内又通过复杂的跨行、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最终……”
他顿了顿，手指点在报告最后几行结论处：“最终流向的终端账户之一，虽然也经过多层伪装，但经侦当年结合其他线索做过关联推断，认为其实际控制人，高度疑似是时任红岭石矿的矿长——陈立东。只是当年缺乏直接证据，且陈立东在矿难后很快辞职离开，这条线就暂时搁置了。”
“陈立东？”陆野放下手中另一份关于受害者社会关系的报告，目光锐利起来，“红岭石矿的矿长？2012年矿难时的负责人？”
“对，就是他。”老陈肯定地点头，同时快速在电脑上调出内部人事档案查询结果，“陈立东，男，1958年生，本地人。二十多岁就进了红岭石矿，从普通矿工干起，因为技术好、能吃苦，一步步升到工段长、副矿长，2008年升任矿长。
2012年‘10·7’矿难发生后，他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被停职调查。但后续调查结论认定矿难主要是‘难以预见的复杂地质条件突变’导致，他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未发现明显的玩忽职守或违法违规证据。事故处理结束后，他就主动辞职了，带着儿子离开了石城。”
“离开？去了哪里？”陆野追问。
“根据当年的记录，说是去了外省投奔亲戚，具体地点不详。”老陈继续操作电脑，调取更新的户籍和活动轨迹信息，“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结合交通、住宿等大数据回溯发现，陈立东和他儿子陈峰，在2012年年底，也就是矿难风波基本平息后，又悄然返回了石城。
没有回原来的住处，而是在红岭镇附近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子里租了间平房住下，深居简出，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直到最近几年，才偶尔有点零星的消费记录。”
陆野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陈立东”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然后与“赵山河”、“诈骗资金流向”、“红岭石矿”连接起来。
“矿长……跛脚……”他沉吟着，回想起系统对秘道脚印使用者的分析：长期体力劳动、轻微跛脚、中年男性。“老陈，陈立东的身体特征里，有没有关于腿脚的记录？他是不是跛脚？”
老陈立刻在人事档案和早年的一些工作记录、体检报告中查找。“有！”他很快回应，“一份2005年的工伤记录！陈立东在井下检查时，被一块松动的岩石砸中了左小腿，造成胫腓骨骨折，虽然治愈，但留下了后遗症，走路有点跛，尤其是劳累后更明显。矿上不少老人都知道他这个特点。”
“年龄呢？2012年时他54岁，符合‘中年’推断。身高体重？”
“档案记载身高174厘米，体重当时约75公斤，也基本吻合。”
“对矿洞的熟悉程度？”
“这不用说，他在红岭石矿干了快三十年，从挖煤工到矿长，每一个作业面、每一条巷道，甚至很多不为人知的犄角旮旯，他可能比谁都清楚。知道那条天然岩缝秘密通道的可能性……极高。”
所有的特征，如同拼图碎片，正在严丝合缝地对接到一起。
“走！”陆野当机立断，抓起外套，“去那个村子，找陈立东！”
红岭镇东北方向约五公里，一个名叫“洼子沟”的小村落。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显得颇为萧条。根据地址，陈立东父子租住的房子在村子最西头，紧挨着山脚，独门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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