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缇骑的到来，如同在已然绷紧的弓弦上又狠狠拧了一把，定州城内的气氛陡然变得诡异而紧张。尽管杨延昭以军国机密为由，暂时顶住了对方探查“探事马”与“锐士营”核心账目的要求，但谁都明白，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短暂的平静。
那几位皇城司的宦官并未离去，而是如同跗骨之蛆般驻扎了下来，每日里不是翻阅那些早已被杨延昭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常规账册，便是以“了解边情”为名，四处“走访”，实则暗中查探，其行迹鬼祟，令人侧目。
杨延昭的病情，也因此番变故与连日来的心力交瘁，愈发沉重起来。咯血的次数增多，脸色也日渐灰败，但他依旧强撑着，每日处理军务，巡视城防，仿佛无事发生。只有最亲近的杨延光和王贵等人，才能从他偶尔流露出的疲惫和那深不见底的眼眸中，看到那压抑的痛苦与决绝。
“六郎，这样下去不行！”杨延光看着兄长又一次在无人处咳出血丝，急得眼眶发红，“不如……不如我上一道请罪的奏章，将一切揽在我身上，或许……”
“糊涂！”杨延昭厉声打断，随即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好半天才缓过气，声音沙哑道，“你以为他们针对的只是我杨延昭一人吗？他们是怕这北疆，怕这十万将士，只认杨字帅旗！你此时出头，不过是授人以柄，将你也拖下水，正中了他们分化瓦解之计！”
他喘着气，目光却异常清醒：“如今之势，已非个人进退所能左右。唯有稳住北疆，使辽人无隙可乘，使朝廷投鼠忌器，方有一线生机。”
然而，汴梁的风向，并未因为北疆的稳定而有丝毫好转，反而愈发凌厉。
数日后，一道由几位御史联名上奏、经王钦若等人“润色”的弹劾奏章，其内容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竟在定州军中悄然流传开来！奏章中罗列了杨延昭“十大罪状”，其中不乏“拥兵自重，目无朝廷”、“结交内侍，图谋不轨”（影射之前与曹玮的正当往来及雷允恭案前的某些正常奏对）、“虚报战功，欺君罔上”、“纵容部将，劫掠地方”（污蔑杨延嗣、王贵等人在敌后的作战行动）等骇人听闻的指控！
虽然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词，但其恶毒之处在于，它精准地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和普通士卒对朝堂的陌生，刻意混淆是非，挑拨离间。
流言如同毒雾，开始在军中弥漫。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卒开始窃窃私语，看向宣抚使司的目光中，多了几分疑虑和不安。尽管绝大多数将领和老兵依旧坚信杨太师的为人，但军心，已然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与此同时，皇城司的缇骑也加紧了活动。他们开始私下接触一些中下层军官，尤其是那些曾被张耆拉拢过或对现状有所不满之人，威逼利诱，试图撬开缺口。
内忧外患，如同两条毒蛇，死死缠住了病榻上的杨延昭。
这一夜，风雪骤急。定州城头，灯火在狂风中明灭不定。
杨延昭屏退了左右，独自一人靠在榻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手中摩挲着一块温润的玉佩——那是他早年征战时所获，一直随身携带。他的脸色在烛光下显得异常苍白，气息也微弱了许多。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仅仅是病情，更是这来自背后的冰冷刀锋，已然抵近咽喉。
他并不惧死。马革裹尸，本是武人归宿。他放心不下的，是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北疆防线，是这十万追随他浴血奋战的兄弟，是这身后千万黎民百姓的安危。
“咳咳……咳咳咳……”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手中的绢帕。
他艰难地坐直身体，取过纸笔，就着昏黄的烛光，开始书写。笔触时而沉稳，时而颤抖。
这不是奏章，也不是遗书，而是一封写给官家赵恒的私信，或者说，是一份最后的陈情与嘱托。
信中，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只是平静地回顾了镇守北疆以来的大小战事，分析了当前辽国的态势与北疆防务的紧要之处，详细阐述了各要害关隘的守备要点、将领特点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与应对之策。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怨怼，只有一片赤诚的为国之心。
在信的末尾，他写道：“……臣起自边微，蒙陛下拔擢，委以重寄，敢不竭犬马之劳，以报殊遇？今北虏暂退，然狼子野心，未尝一日或忘。西陲李氏，亦非善类。伏愿陛下，亲贤臣，远小人，固疆圉，养民力，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筋力已竭，恐不能再奉鞍马，惟以残躯，祈佑陛下万岁，大宋万年……”
写至此处，又是一口鲜血涌上，点点猩红，溅落在信笺之上，如同雪地里绽放的寒梅。
他怔怔地看着那几点血迹，最终，没有更换信纸，只是轻轻将其吹干，仔细封好，用上了自己的私印。
“延光……”他虚弱地唤道。
一直守候在门外的杨延光立刻推门而入，看到兄长嘴角未干的血迹和那异常灰败的脸色，心中大恸，几乎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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