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带领的代表团抵达大洋彼岸时，正值当地深秋。大学校园里枫叶如火，古典与现代交织的建筑中，学术气息浓郁，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研讨会在一所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大学礼堂举行。与会者来自全球十多个国家，不乏知名学者和工业界代表，但像米勒教授研究所这样背景深厚的机构，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会议开幕当天，孙浩就感受到了那种表面热情下的微妙张力。
米勒教授本人亲自接待了孙浩一行。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举止优雅的学者，言谈间充满了对科学的激情和对中国同行“快速进步”的“由衷钦佩”。
“孙博士，非常欢迎你们！我一直相信，科学的进步需要全球智慧的合作，尤其是在高超音速这样挑战人类极限的领域。”米勒教授握着孙浩的手，笑容和煦。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米勒教授。我们也很期待向各位同行学习。”孙浩按照预案，礼貌而克制地回应，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会议的报告环节开始。米勒研究所的专家们做了数场高质量的报告，内容涉及高超音速边界层转换预测的新模型、超燃冲压燃烧室主动控制的最新实验、以及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热震性能评估。报告展示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丰富的工程经验。
孙浩和同事们认真聆听、记录，心中暗暗评估。他们发现，对方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确实走得很深，工程化经验也相当丰富。但报告内容都严格控制在“原理”和“方法”层面，具体的性能参数、工程细节、尤其是涉及武器平台应用的内容，一概不提。这与他们接到的指令如出一辙——大家都是“带着镣铐跳舞”。
轮到孙浩做报告时，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且本方有积累的题目：“高超音速飞行器表面气动热噪声的初步分析与抑制探讨”。报告内容扎实，展示了部分理论推导和风洞实验数据，但同样避开了任何与具体型号、飞行状态、以及噪声对机载设备实际影响的敏感联系。
报告后的提问环节，米勒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率先提问，问题相当专业，直指孙浩报告中一个简化假设的潜在局限性。孙浩谨慎地回答，承认简化，并阐述了在实际工程中可能需要考虑的补偿因素。提问者似乎满意，但孙浩能感觉到，对方在试图评估他的理论深度和工程理解能力。
真正的“交流”和“试探”，更多发生在茶歇、午餐和晚餐的非正式场合。米勒教授和几位核心研究人员，似乎“不经意”地会凑到中国代表团周围。
“孙博士，你们在热防护材料方面最近有什么新思路吗？我们一直在为长时间热暴露下的材料退化问题头疼。”一位材料专家“随口”问道。
孙浩按照预案，微笑道：“材料确实是个大挑战。我们也在探索多种途径，比如改善界面性能，但热匹配和长期可靠性总是很难兼顾。听说贵所在梯度涂层方面很有研究？”他把问题轻轻抛了回去。
对方笑了笑，没有深入，转而聊起了别的。
另一次，在谈到推进系统时，米勒教授本人感叹：“宽速域下的模态平滑转换，真是个梦魇。我们的团队在涡轮-冲压转换的过渡阶段，总是遇到推力骤降或燃烧不稳定。不知道你们在工程实践中，有没有遇到类似困扰？或许我们可以避开这个难题，直接发展火箭基组合循环？”
孙浩心中一动，想起秦念关于“释放烟幕”的指示，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略带困惑的表情：“转换过程确实非常复杂。我们也观察到一些非预期的压力振荡，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飞行状态组合下。原因还在分析中，可能与进气道流场畸变有关。直接走火箭基路线，对燃料消耗和任务灵活性影响很大吧？”他既承认了“问题存在”，又将问题模糊化，并引导对方思考另一个方向。
米勒教授眼神似乎闪烁了一下，打了个哈哈：“各有优劣，各有优劣。看来我们都被类似的问题困扰着。”
随后的几天，类似的“非正式技术交流”不断上演。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严格遵守纪律，对于涉及具体进展、参数、未来规划的问题，一律以“不太清楚”、“主要做基础研究”、“还没到那一步”等理由巧妙回避，同时表现出对基础理论、通用技术难题的浓厚“学术兴趣”，并适度地、不引人怀疑地流露出一些事先设计好的“困惑点”。
他们发现，对方似乎对中国在“智能飞行控制”和“多源信息融合”方面的兴趣尤为明显，多次试图将话题引向“自主决策”、“抗干扰通信”、“分布式协同”等方向。孙浩等人则更加警惕，在这些话题上越发谨慎。
与此同时，代表团的两名事务官员则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广泛接触与会其他国家的代表，从侧面了解不同机构的研究动向、技术合作趋势。他们听到一些欧洲代表私下抱怨米勒研究所“越来越封闭，核心数据从不分享”，也听到某个亚洲国家的年轻学者羡慕中国“投入巨大，进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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