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当了天子,日子也没清闲多少。他跟舜一样,到处巡视,看看各地治理得怎么样。《夏本纪》说他“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巡查时去世了。
按说尧舜时代,天子选接班人讲究“禅让”,看谁贤能就传给谁。禹本来也想按规矩来,他看中了一个叫“益”的大臣。益这小伙子也挺能干,当年跟着禹一起治过水,立了不少功。禹死前,把权力交给益,让他代理天子之政。
可问题来了:禹的儿子“启”,不是个省油的灯。启从小跟着老爹见惯了大场面,身边早就聚拢了一帮支持者。禹治水的时候攒下的威望,无形中也成了启的资本——老百姓觉得“禹的儿子肯定差不了”。益代理了几年,发现自己根本镇不住场子,大家心里还是向着启。《夏本纪》里说“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意思是益跟着禹的时间短,没攒下足够的人气。
最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权力从益手里抢了过来。这一下,就打破了“禅让制”的传统,改成了“父死子继”,这便是我们高中课本中学的从“公天下”到“家天下”。这天,有个叫“有扈氏”的部落不服气,跳出来反对:“哪有这么干的?不合规矩!”启也不含糊,亲自带兵去打,在“甘”这个地方决战。出发前,启还发表了一篇战前演说,就是《尚书》里的《甘誓》,骂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不遵守天道,不服从政令),最后把有扈氏打服了。
从此以后,夏朝就成了“启家的公司”,父子相传,兄终弟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先河。《夏本纪》里记载了夏朝的世系:启之后是太康、中康、相、少康……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履癸”,也就是桀。
不过夏朝的日子,也不是一直顺顺当当。比如启的儿子太康,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天天打猎游玩,不理国事,结果被一个叫“后羿”(不是射太阳的那个,是东夷部落的首领)抢了王位,这就是“太康失国”。后来太康的后代“少康”卧薪尝胆,又把王位夺了回来,史称“少康中兴”。这些起起落落,《夏本纪》里写得挺简略,就像记流水账:“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但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个“家族企业”想传下去,也得凭真本事,光靠老爹的名声可撑不了多久。
夏朝传了十四代,到了桀这儿,算是彻底玩脱了。桀这哥们儿,跟太康是一路货色,甚至更过分。《夏本纪》说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不爱惜百姓,就知道用武力欺负人,大家早就忍不了了。
据说桀长得人高马大,力气能拉动九头牛,本来是个当运动员的料,可惜生错了地方。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享乐上:修了个酒池,大得能在里面划船,喝醉了掉进去淹死的人不在少数;又找了个叫“妺喜”的美女,天天陪着她胡闹,为了让妺喜开心,把宫殿的丝绸撕成条(那时候丝绸比黄金还贵),听着撕绸子的声音取乐。
有大臣看不过去,劝他收敛点。有个叫“关龙逢”的大臣,拿着治国的典籍跟他讲道理,桀不耐烦了,直接把人杀了。《夏本纪》里说“桀杀关龙逢”,就这五个字,把桀的暴虐写得明明白白。这下没人敢劝了,大家都在心里盼着:赶紧来个人把这暴君给换了吧!
这时候,东边的商部落崛起了。商的首领叫“成汤”,是个有脑子有手段的人。他知道夏朝气数已尽,就开始暗中积蓄力量。成汤特别会拉拢人心,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在野外打猎,张开大网说“天下的鸟都进来吧”,成汤赶紧让人把网撤了三面,说“想往左飞的往左飞,想往右飞的往右飞,实在不想活的再进网”。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都说“成汤太仁义了,连鸟都不忍心赶尽杀绝”(《夏本纪》载“汤德至矣,及禽兽”)。
成汤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带兵讨伐桀。双方在鸣条打了一仗,夏军的士兵早就不想替桀卖命了,打着打着就跑了一半。桀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妺喜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最后死在那儿。《夏本纪》里说“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放”就是流放,相当于体面点的死刑。
就这样,夏朝从禹治水起家,到桀作死亡国,传了四百多年,算是画上了句号。商汤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
聊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夏朝到底真的存在吗?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像甲骨文那样明确记载夏朝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虽然年代和夏朝对上了,可也没出土写着“夏”字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说,《史记·夏本纪》里的故事,早就刻进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禹治水的坚韧,启夺权的果断,桀亡国的教训,这些故事里藏着的,其实是古人对“治国”和“为人”的思考——靠谱的领导得干实事(禹),光靠祖宗的名声不行(太康),作威作福迟早翻车(桀)。
太史公写《夏本纪》的时候,距离夏朝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就像我们现在写明朝的事儿一样。他肯定也参考了不少前人的记载,字里行间难免有传说的影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些故事里,读出历史的温度。毕竟,历史不只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更是一代代人用经验和教训,写给后人的“说明书”。
参考《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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