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十七日），汤和等人攻下温州、台州、庆元后，方国珍逃入海岛。太祖于是任命中书平章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水军从海路前往庆元与汤和会合，共同讨伐方国珍。太祖祭祀海上诸神说：“近来任命御史大夫汤和为征南将军，领兵攻取庆元、温、台等郡。今又派中书平章廖永忠为其副将，前往庆元招抚军民。只是这些士兵未曾渡海，此次要经海路前往，望诸神明察。”
方国瑛派经历郭春及其子方文信到朱亮祖军前请降。
庚寅（十八日），太祖派使者谕令大将军徐达等说：“闻将军已克沂州，未知兵锋指向何方？如欲攻益都，当派精锐将士扼守黄河要冲，断其援兵，使敌外援不得进，内部无指望。我军势重力专，必能攻克。若益都未下，则应进取济宁、济南二城。益都若下，山东敌军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自破。然军情难以遥测，随机应变，尤在将军。”当时金星与火星在丑分（星次）相会，望日（十五）之后，火星追逐金星经过齐鲁分野（山东地区）。占卜认为：“宜大展兵威”，故有此谕令。
壬辰（二十日），方国珍部将徐元帅、李佥院等率部向汤和投降。方国珍见诸将皆叛，不得已，也派郎中承广、员外郎陈永奉书信向汤和乞降。不久，又派其子方明完、方明则、侄子方明巩等向汤和缴纳其行省、枢密院及各官署的银印、铜印共二十六枚，以及白银一万两、铜钱二千缗。
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年老，特免其上朝谒见之礼。
甲午（二十二日），太祖沐浴后出宫视察圜丘（天坛），回头对起居注熊鼎等人说：“这与古制相符吗？”熊鼎答：“略有差异。”太祖说：“古人在郊外祭祀，扫地而祭，器具用陶匏，以示俭朴。周代有了明堂，礼仪才完备。如今我创立此坛，虽不必尽合古制，但一片敬天诚心，不敢有片刻懈怠。”熊鼎说：“主上创业之初，首重郊祀之礼，既斟酌时宜创立一代制度，又始终竭尽诚敬，这确是前代所未及的。”太祖说：“郊祀之礼，并非崇尚虚文，正是为天下苍生祈福，我怎敢不竭尽诚心？”当时世子随行，太祖命左右引导世子遍访农家，观看其居所、饮食、器具。回来后对他说：“你知农夫的辛劳吗？农夫辛勤劳作，种植五谷，身不离田地，手不离农具，终年勤苦，不得休息。他们所居不过是茅屋草席，所穿不过是粗布衣裳，所食不过是菜羹糙饭，而国家经费皆出自他们之手。所以让你知道这些。凡在衣食住行方面，必须念及农夫的劳苦，取用要有节制，使用要有节度，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才算尽了为君之道。若再加横征暴敛，百姓就苦不堪言了。故为百姓君上者，不可不体察下情。”又指着路边荆棘对世子说：“古时用此作笞刑刑具，因它能祛风，虽伤人却不至过重。若用他物，恐致殒命。此乃古人用心仁厚之处，你也应知晓。”
元朝莒州守臣安统前来归顺。
乙未（二十三日），冬至，文武百官按常仪朝贺。当日，太史院进呈戊申年（4065年）《大统历》。在此之前，太史院会同太常司商议进献历书礼仪：宋朝每年十月初一在明堂设仪仗，如朝会礼仪，接受来年新历，颁布郡县。现拟定冬至前一日，由中书省大臣同太史院使奏闻进历之事。冬至日黎明，太祖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执事官在丹墀中设奏案。太史院官着公服，院使用盘袱捧历书从正门入，属官从西门入。院使将历书置于案上，与属官序立，行再拜礼。院使捧历书从东阶升，由殿东门入，至御前跪进。太祖接受历书后，院使起身复位，众人再拜。礼毕，将历书颁布中外。此次即按此仪进行。事后，太祖召见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刘基说：“古时于季冬（十二月）颁来年历书，似太迟；今于冬至颁，亦未妥。自明年起，皆于十月初一进献。”当初，戊申历书修成，将付梓时，刘基与其属官高翼将所录副本进呈。太祖看后问刘基：“此众人之作乎？”刘基答：“是臣二人详定。”太祖说：“历法乃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天象运行有快慢，古今历法有疏密，若不得要领，难免有差。春秋时，郑国拟一外交辞令，必由裨谌草拟，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方用，故少有缺失。辞命尚且如此严谨，何况制定历法？卿等推算，须各尽其心，务求至当。”刘基等叩首退下，于是又将其所录历书再加详细校对，然后刊印。
丙申（二十四日），太祖御戟门（宫门），与侍臣谈及郊祀，因而说：“慕容超行郊祀时，有赤鼠大如马的异象，太史成公绥占卜，认为是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役繁重所致。可见妖孽之兆，实由人起。我常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慕容超宠臣）之流，我岂肯任用？”起居注熊鼎等叩首说：“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避而奸佞依附。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从何而来？”太祖说：“你们应努力，若有所见，切莫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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