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的谈话室，比市纪委的那间更加简洁、肃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仿佛能凝结水汽。
代偿坐在硬木椅子上，对面是两位表情严肃的省纪委干部，一位年约五十，目光沉稳如鹰，是主谈人；另一位稍年轻，负责记录。
没有寒暄，主谈人直接切入主题，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代偿同志，我们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围绕城南老工业区改造项目，了解一些情况。
希望你如实回答，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是，领导，我一定知无不言。”
代偿点头，姿态端正。
“你之前在秘书三处工作期间，是否接触过与该项目相关的档案资料？”
“接触过。在王海科长安排下，我参与过前期部分资料的整理和学习，也根据要求撰写过初步的风险分析报告。”
代偿回答得清晰具体，毫不回避。
“据我们了解，你已经调离秘书三处。为什么还对几年前的项目如此关注？
甚至近期还去过市档案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
主谈人的问题骤然尖锐，目光如炬般锁定代偿。
这是第一个陷阱，意在试探他行为的主动性和目的。
代偿心中凛然，对方果然掌握了他的行踪。
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和“坦然”：
“领导明鉴。我调离后，负责‘企业投诉直达通道’的工作，这个通道可能会收到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的投诉。
为了能更准确地转办、督办，我认为有必要系统了解一些重大项目的来龙去脉，避免因不了解情况而处理失当。
去档案馆，是为了补充一些非涉密的、公开的历史背景资料，这应该符合规定。”
理由充分，冠冕堂皇，将个人行为完美包裹在工作需要之下。
【情感共鸣系统】微弱运行，提示主谈人【怀疑70%，审视90%】，但并未感知到强烈的恶意，更多是职业性的探究。
主谈人不置可否，继续问道：
“你在资料查阅过程中，是否接触过一位名叫赵立春的规划局前专家相关的信息？”
关键问题来了！
代偿心跳略微加速，但表情管理毫无破绽，他微微皱眉，作思考状：
“赵立春……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我在查阅几年前的项目论证纪要时，好像看到过有几位专家的签名，其中可能就有这位赵工。
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都是些技术性讨论。”
他绝口不提那张便签，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偶然看到过名字的普通查阅者。
“赵立春同志日前不幸去世了。”
主谈人突然抛出这个信息，紧紧盯着代偿的双眼，观察他最细微的反应，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试探，意在观察代偿是否与赵工之死有关联，或者是否知情。
代偿的脸上瞬间浮现出真实的错愕和一丝惋惜（这惋惜半真半假），他语气沉重地说：
“赵工去世了？这太突然了……
我很遗憾。虽然我不认识他，但能从档案中看出，他是位严谨认真的老专家。
请领导节哀。”反应自然，情绪贴合一个听闻陌生人死讯的普通人，没有丝毫慌乱。
主谈人盯着他看了几秒，似乎没有发现破绽，话锋再次一转：
“我们收到反映，你与鼎鑫实业的人员有过接触？是否存在超出工作范围的联系？”
代偿心中冷笑，这肯定是张建国那边泼的脏水。他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
“绝对没有！我从未与鼎鑫实业的任何人员有过私下接触。
所有工作往来，均通过正规渠道，有据可查。
我可以以党性担保！”
态度坚决，不留任何余地。
整个问话过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问题环环相扣，时而宽泛，时而极其具体，充满了陷阱和试探。
代偿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如查阅档案）坦然承认，但对核心秘密（如便签）和对方诬陷的内容（如接触鼎鑫）则坚决否认。
他的回答逻辑清晰，态度不卑不亢，既有对组织的尊重，也维护了自身的清白。
谈话接近尾声时，主谈人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些。
他合上笔记本，最后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
“代偿同志，根据你的了解和判断，你认为城南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风险点或者说不规范之处，可能在哪里？”
代偿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大的风险。
他沉思片刻，决定再推一把。
他没有提及便签或任何具体人物，而是从制度层面回答：
“领导，我认为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时间节点’和‘程序衔接’的模糊地带。
比如，规划批复、土地收储、社会资本引入这几个关键环节，如果时间压得过紧，或者某些环节的审核标准存在弹性空间，就容易给权力寻租和违规操作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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