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兴踩着晨露走进新筑的农舍区时,正撞见两个闽南老农在争执地界。竹制的界碑被推倒在泥水里,沾着新鲜的稻壳,其中一个老农手里攥着半张泛黄的地契,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用生硬汉字写就的,墨迹被雨水泡得发涨,像一群扭曲的虫子。
他没让侍卫上前,只静静站在荔枝树荫下,听他们用夹杂着番语的方言争吵——原来去年开垦时两人合伙拓荒,如今秋收见了成色,反倒为三分地红了脸。“按陛下的规矩,”最终是年轻些的那个先松了口,往地上啐了口带血丝的唾沫,“军屯册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下的力气多,谁就得大头。”
朱慈兴这才走上前,弯腰拾起那半张地契,指尖触到纸页边缘的毛边,忽然想起热兰遮城废墟里那些被炮火掀飞的档案,也是这样带着油墨味的残片,在海风中打着旋儿。“拿丈量绳来。”他扬声道,侍卫递上的麻绳还带着海水的腥气,那是用荷兰战舰的缆绳改的,纤维里卡着几粒白色的珊瑚碎。
他亲手将绳子在田埂上拉直,晨光顺着绳结的缝隙漏下来,在泥土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从这棵相思树到那片槟榔林,各分一半。”见两人仍有犹豫,他忽然笑了,从袖中摸出两枚铜钱,是新铸的“兴民通宝”,边缘还带着铸造时的毛刺,“这钱,算朕替你们补的差价。”
老农们接过铜钱时,指腹的老茧在光滑的钱面上磨出沙沙声,朱慈兴注意到他们掌心都贴着草药,是用荷兰人的亚麻布裹着的,草药汁正顺着指缝往泥里渗。
土地改革推行到第三个月,麻烦终于找上了门。新港社的头目带着十几个纹身的族人堵在临时行宫门口,他们手里举着的木牌上,用炭笔涂着歪歪扭扭的“王”字,那是荷兰人教他们写的,如今被海风刮得边缘发卷。
“红毛人说,山是会社的。”头目操着生硬的官话,指节因为攥得太紧而发白,他腰间的鹿皮袋里露出半截人骨,是他们祖传的山神牌位,“陛下要分山,就是要山神发怒。”
朱慈兴正蹲在门槛上看工匠修补犁铧,那犁是用荷兰人的铁炮筒改的,炮口被烧红了捶成犁尖,还留着膛线的纹路。他抬头时,正看见头目身后一个穿红裙的少女,手里捧着个破瓷碗,碗底沉着几粒番薯干,是他前几日赏赐的。
“你去问问她,”朱慈兴朝少女努努嘴,“上个月台风冲毁了她的茅屋,是谁给她盖了新草房?”少女怯生生地抬头,露出耳后靛蓝色的刺青,像只停在颈间的蝴蝶,“是...是穿军装的哥哥。”
朱慈兴这才站起身,拍掉手上的铁屑,“山还是你们的山,但山上的果子,采下来能换盐换布;山里的木头,砍下来能盖房造船。你们守着金山当饿殍,红毛人巴不得这样。”
他转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张图纸,是用荷兰人皮纸画的,上面用朱砂标着山林的分界,“画红圈的地方,留给山神;画蓝圈的,你们采;画黄圈的,交给汉人种番薯,收了粮,你们分三成。”
头目盯着图纸上的朱砂圈,忽然伸手去摸,指尖在“山神地界”四个字上反复摩挲,那是郑成功军中的文书写的,笔锋带着闽南人的刚硬。
军屯的第一个难题出在农具上。闽南士兵大多擅长驾船,挥锄头的力道总带着抡桨的惯性,没几日就弄坏了二十多张犁。朱慈兴让人把荷兰人的铁砧搬到营地里,亲自守着铁匠炉。
他记得幼时在御花园见过西洋钟表的齿轮,那些精巧的咬合结构此刻在脑中转动,竟让他想出了改良犁头的法子。“把犁尖改成三棱的。”他用炭笔在地上画着,火星子从炉子里溅出来,在他的龙袍下摆烧出几个小洞,露出里面的粗麻布,“这样入地更省力。”
铁匠是个从厦门逃来的匠人,左手缺了两根手指,据说是被荷兰人用烙铁烫的,此刻他盯着图纸,忽然往炉里添了块红木,那是从荷兰总督的书桌上拆的,“陛下,红毛人的铁脆,得掺点咱们的熟铁。”
朱慈兴点头时,看见铁匠的铁钳上缠着布条,是用荷兰军旗的边角料做的,红布被火星烧出了洞,像只漏风的眼睛。
改良后的犁头第一次下地那天,整个军屯都来看热闹,当犁尖轻松破开板结的土地,翻出带着海腥味的黑土时,一个瘸腿的老兵突然哭了,他那条被荷兰火枪打残的腿上,绑着的木板是用战舰的甲板改的,此刻正随着他的颤抖发出吱呀声。
工商新政的火苗,是从一个破铜匠的摊子上燃起来的。那铜匠原是泉州的铸钱师,清军破城时带着一箱模子逃到了台湾,此刻正蹲在安平港的礁石上,用荷兰人的铜炮碎片熔铸炊具。
他的风箱是用葡萄牙商船的帆布缝的,拉动时发出哮喘般的嘶鸣,铜水在砂模里流动,映出他脸上狰狞的疤痕——那是被烙铁烫的,因为他不肯为清军铸“顺治通宝”。
朱慈兴站在他身后看了半晌,见他把铸好的铜锅浸入海水降温,水面立刻腾起白雾,锅沿的卷边处,竟还留着炮管上的膛线纹路。“这锅,卖多少钱?”他忽然开口,铜匠吓得手一抖,铜锅“哐当”砸在礁石上,磕出个小坑,像只瘪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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