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职在家的日子，像钝刀子割肉。
表面风平浪静。窗外是台北寻常的春日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在书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邻居家的收音机隐约传来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远处巷口有孩童跑过的嬉闹。一切仿佛都和往常一样，甚至比往常更安静，更“正常”。
但郑耀先知道，这平静是假的，是绷紧的鼓面，一捅就破。
家，成了一个更精致的牢笼。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巷口那个突然多出来的修鞋摊，摊主很少修鞋，总是低头看报纸，帽檐压得很低；斜对面二楼那扇总是半开着的窗户，后面偶尔闪过镜片反光；还有那些不定时路过门口的“黄包车夫”、“卖货郎”，眼神扫过他家院门时，总带着职业性的锐利。
电话线肯定是监听的。连淑仪出门买菜，身后也总若即若离地跟着“影子”。他们没限制他家人的人身自由，但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比直接关押更让人窒息，它在明确地告诉你：你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别想玩花样。
郑耀先大部分时间待在书房里。看书，练字，偶尔摆弄一下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调出沙沙的杂音。他得“正常”，得表现出一个被冤枉、愤懑、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赋闲在家等待“清白”的旧军官模样。焦虑要有，但不能过度；愤怒要露，但不能失控。
最难的是面对淑仪和孩子。
淑仪瘦了。眼下的青黑用脂粉也遮不住。她在他面前总是努力笑着，轻声细语，把担忧死死压在心底。她不再问外面的事，只是更细心地打理这个家，照顾三个孩子。夜里，他常常能感觉到她在身边无声地流泪，肩膀微微颤抖，却不敢发出声音怕吵醒他。他只能装作睡着，手臂轻轻环住她，给予一点微不足道的、沉默的慰藉。
老三曦儿还小，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无意识地看世界。老大老二却敏感地察觉到家里的低气压，变得比往常安静，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疑问和依赖。有一次，老大悄悄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去上班？门口那些叔叔为什么老在我们家外面？”他心头一酸，只能摸摸她的头，扯出一个笑容：“爸爸最近休息，陪陪你们。外面的叔叔……是保护我们的。”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讽刺。
胶卷还在他身上。那份微缩了“国光”与“珊瑚”的致命情报，像一块烧红的铁，日夜灼烫着他的皮肤，也灼烫着他的心。送不出去，它就是废物，是催命符；送出去了，他才算真正完成了任务，哪怕下一刻就死，也值了。
可怎么送？组织的联系渠道在高压下变得异常脆弱和谨慎。老赵那边自从上次传递指令后，再无声息，可能也被监视或调开了。常规的死信箱风险太高，他不敢保证没有被对方反向监控。直接与可能的交通员接触？周围眼睛太多，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解读。
他像困在玻璃罩里的野兽，看得见外面的天地，却冲不破那层透明的壁垒。
时间一天天过去，焦灼在心底慢慢发酵、煮沸。夜里，他睁着眼看天花板，听着身旁淑仪压抑的呼吸，脑子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的传递方案，又一个个否定。毛人凤的耐心是有限的，停职审查不会无限期拖下去，一旦他们找到新的“突破口”，或者干脆决定“宁错勿纵”……
不能再等了。
转机出现在一个看似平常的下午。
淑仪带着曦儿在里屋午睡。老大老二去了邻居家玩。书房里只有他一个人，正对着一帖临到一半的《兰亭序》出神。墨迹在宣纸上微微洇开。
忽然，他听到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有节奏的敲击声。很轻，像是风吹动什么东西碰在墙上的声音。但郑耀先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那不是风声，那是暗号！一段表示“安全，可尝试接收”的简化敲击码，来自一条他认为可能已经失效的备用联络渠道！
声音来自后院墙外。那里相对僻静，但并非监视死角。
他心跳骤然加速，面上却不敢有丝毫变化。他甚至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继续提笔，似乎在对自己的字迹不满，微微摇了摇头。然后，他像是坐久了腿麻，自然地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腕和脖颈，踱步到窗边，假装眺望后院的几盆花草。
目光迅速而隐蔽地扫过。后院墙头爬着些枯萎的藤蔓，墙外是条狭窄的、少有人走的背巷。没有看到明显的人影。但刚才的敲击声绝非幻觉。
是组织！组织没有放弃他，并且在尝试主动联系！这信号意味着，外面有同志在冒险接应，并且可能已经创造或者发现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
机会窗口……是什么？
郑耀先的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信号来自后院墙外，意味着传递点可能就在那附近。但直接翻墙或者扔东西过去，太显眼，风险极高。对方冒险发信号，一定是找到了某种相对隐蔽的传递方式，或者……需要他制造一个合理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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