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鹅卵石”落入枯井的闷响，在郑耀先听来，像一声沉重的叹息，又像一道最终落下的闸门。
声音很快被福德祠周围萧瑟的风声吞没。他站在原地，保持着微微弯腰的姿势，仿佛真是个在破庙前随意投石许愿的路人。帽檐下的目光锐利如鹰，不动声色地扫过周围——颓败的围墙，荒草萋萋的角落，远处巷口模糊的人影。没有异动，至少他视野所及没有。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后颈的肌肉绷得像拉满的弓弦。刚才那一掷，角度、力道、时机，都在他心中预演过无数遍。自然吗？够隐蔽吗？有没有哪道藏在暗处的视线，捕捉到了这转瞬即逝的异常？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动作带着一种被生活磋磨后的疲惫和随意。然后转身，拉低帽檐，脚步不疾不徐地汇入巷子零散的人流，仿佛只是个偶然路过、无所事事的中年人。
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直到推开家门，听到里面孩子隐约的嬉闹声，闻到厨房飘来的、熟悉的家常饭菜味道，他悬在喉咙口的那口气，才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吐出来。
胶卷送出去了。那份凝聚着“国光”野望和“珊瑚”毒刺的终极秘密，终于脱手。压在心头最重的那块巨石，蓦然移开，带来一种近乎虚脱的轻盈感，随即又被更空旷的等待填满——等待组织确认接收，等待未知的结局，等待悬在头顶的那把铡刀，最终落下。
接下来的日子，表面上与之前停职软禁时并无二致。窗外的梧桐树抽出嫩芽，又渐渐舒展成片片新绿。邻居家的收音机照常咿呀，巷口的孩童依旧嬉闹。但郑耀先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监视的目光似乎更加密集，也更加不加掩饰。巷口修鞋摊的“摊主”换了个更年轻的；斜对面二楼那扇窗户，几乎整天开着；连淑仪偶尔出门，身后缀着的“尾巴”都从一条变成了若有似无的两条。
家，成了透明玻璃缸。他们一家，就是缸里游动的鱼，每一个摆尾，每一次呼吸，都被缸外冷漠的眼睛记录、分析。
郑耀先的“表演”也进入了新阶段。他不再刻意维持那种被冤屈的愤懑，反而流露出更多消沉和倦怠。练字时，败笔越来越多，常常对着宣纸发半天呆；看书时，眼神涣散，一页书能看上一个时辰；对淑仪和孩子的关切，也蒙上了一层力不从心的麻木。他需要让监视者相信，这个失势的、被怀疑的旧军官，正在日复一日的软禁和无形压力下，逐渐失去锐气，耗干心志，变成一个真正的、无害的“废人”。
淑仪却在这令人窒息的平静中，日渐消瘦。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身上那种微妙的变化——不是消沉，而是一种……完成了某件极其重要之事后的、近乎释然的平静，这平静底下，又深藏着不容触碰的决绝。这比直接的焦虑更让她恐惧。夜里，她紧挨着他，听着他平稳得近乎刻意的呼吸，自己的眼泪却无声地浸湿了枕畔。白天，她更加小心翼翼，把所有的担忧都咽回肚里，只把最温暖的笑容和尽可能丰盛的饭菜端上桌，试图用家的微光，照亮他前路无边的黑暗。
孩子们也安静了许多。老大老二似乎懵懂地意识到，家门口那些陌生的叔叔，和父亲不再上班的事实有关，他们玩耍时不再大声喧哗，看父亲的眼神里多了小心翼翼的探寻。襁褓中的曦儿，是唯一不受影响的，他兀自茁壮成长，黑亮的眼睛好奇地打量世界，偶尔发出咿呀之声，成了死寂屋子里唯一鲜活的声音。
时间在紧绷的平静中，滑入了民国四十三年的九月。台北的春天吝啬而阴郁，连绵的冷雨下个不停，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浸满了水的脏抹布，拧也拧不干。湿气无孔不入，渗进墙壁，渗进衣服，更渗进人的骨头缝里，带来一种摆脱不掉的阴冷。
然后，毫无征兆地，某种比湿冷更刺骨的东西，开始在这座岛屿的地下世界和某些特定的圈子里，悄无声息地蔓延。
起初只是极其隐晦的流言，像地底暗河涌动的汩汩声，模糊难辨。郑耀先是从一个以前勉强算有交情、如今避他唯恐不及的旧同僚那里，偶然捕捉到一鳞半爪。那人在街上偶遇，眼神躲闪，匆匆点头便要离开，却被郑耀先状似无意地拦住寒暄。对方脸色发白，额角冒汗，压低声音飞快地吐出几个词：
“出大事了……地下边……”
“蔡……蔡乾坤……省工委那个……落网了……”
“听说……骨头软，没顶住……”
“要变天了……大清洗……”
蔡乾坤掌握着台湾地下组织相当一部分的脉络和机密！他的被捕和叛变，不啻于一场毁灭性的地震！
郑耀先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顺着对方的话头，表达了一个“前”情报官员应有的震惊和对“党国肃奸”行动的支持，心里却像瞬间坠入了冰窟。虽然他这条线与此人并无直接交叉，属于更高层级、更绝密的单线，但如此高位者的叛变，引发的必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的反扑和无限扩大的怀疑。毛人凤和他的“忠诚调查小组”，绝对会像嗅到血腥味的鬣狗，趁机将之前所有积压的疑点、所有看不顺眼的人、所有他们想动而不敢动或找不到借口动的目标，统统扔进这场“肃奸”的绞肉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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