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国蹲下来，一块块地翻看。他的动作很轻，手指仔细抚过木块的每一个面，有时会举起一块对着光看很久。摊主也不招呼，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最后，秦建国拿起一块黑褐色的、约莫两个拳头大小的木头疙瘩。那疙瘩形状扭曲，表面布满凹凸的瘤疤和裂纹，像是从大树根部砍下的部分。他问摊主：“这是什么？”
“老槐树根，至少百十年了。”摊主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村里老宅子翻修，从地基底下挖出来的。在地下埋了不知道多少年，硬得像铁。”
秦建国掂了掂分量，又用指甲在不起眼处轻轻掐了一下——几乎留不下痕迹。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放大镜，对着疙瘩的断面仔细看。宋志学也凑过去，透过放大镜，他看到那断面并非一片死黑，而是有着极其细密、层叠的纹理，像被压缩了无数年的年轮，颜色从深褐到浅金，渐次过渡，在瘤疤处纹理更是拧成了漩涡状。
“怎么卖？”秦建国问。
摊主报了个价。秦建国没还价，掏钱买下了。他把疙瘩递给宋志学：“拿着，感受感受。”
宋志学接过来。沉。比看上去要沉得多，密度极高。表面粗糙，但那种粗糙带着岁月磨砺后的温润感，不是尖锐的刺手。最奇特的是，尽管这块木头疙瘩看起来“死”了——从地里挖出来的老树根，埋藏多年——但握在手里片刻，却能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活气”。不是鲜木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而是一种沉静到极致、近乎磐石的“存在感”。
“感觉到什么？”秦建国问。
宋志学想了想，说：“很沉，很硬，但又不觉得‘死’。好像……它所有的劲儿都收在里面了，一层裹着一层。”
“对了。”秦建国点点头，“这就是‘定住了’的木头。在地下，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阴干、压实，水分慢慢走，油脂慢慢凝，内部的应力一点一点释放、平衡。最后就成了这样——看起来丑，不起眼，但内里是稳的、实的。拿它做东西，只要顺着它的性子来，做出来就能传代。”
他们又逛了一会儿，秦建国再没买什么。离开市场时，宋志学忍不住问：“师父，您买这块老槐树根，是心里有想法了？给博物馆那件新作品？”
秦建国看了他一眼，没直接回答：“先放着。好料子不是拿来就用的，得养，得琢磨。有时候养着养着，才知道它该成什么。”
回程的公交车上，秦建国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忽然说：“早上你那些话，我想了想。有点道理。”
宋志学心头一跳。
“北木是个小院子，不是戏台子。”秦建国缓缓说，“我们的‘真’，就在那些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扫地、生火、磨刀、发愣……这些要是没了，只剩下对着镜头做手艺，那就成了表演。表演出来的东西，再好看，也是空的。”
他停顿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博物馆那边，是个机会，也是个坑。机会是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一种活法、一种做法。坑是，一旦我们开始‘演’自己，哪怕只是无意识地调整一点点，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你说的‘静气’——就可能散了，而且散了还不自知，以为还在。”
“那……我们该怎么做？”宋志学问。
“得立规矩。”秦建国说，“我们的规矩。他们可以拍，但得按我们的日子拍。我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不会为了镜头特意展示什么、掩饰什么。他们要的‘故事’，得从我们真实的日子里长出来，不能是我们编给他们看的故事。”
他转过头，看着宋志学：“你那个‘从找一块对了眼的木头开始’的想法，我赞成。那件新作品，就这么办。不急，慢慢找，慢慢想。找到了，做出来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契合‘北地匠心’也好，不契合也罢，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事，是对得起手里那块木头。”
回到小院已近中午。院子里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同——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更深的安静。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但宋志学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等秦建国开口。
午饭是沈念秋做的简单的面条。饭后，秦建国没让大家散去，而是示意都到茶室坐下。
“博物馆的事，”他开门见山，“我琢磨了一夜加一上午。这么个事，落到咱们这小院，是福是祸，现在说不清。但人家三番两次来，诚意摆着，我们要是总端着，也不像话。”
他环视众人：“我定了两条：第一，他们要拍纪录片，可以。但我们不配合‘表演’。拍摄时间、方式，得商量着来，不能影响正常做活。尤其那些需要静心、费时的细活，拍摄必须保持距离，不能用强光，不能有杂音。第二，他们要一件新作品，我们应下了。但这件东西怎么做、做什么，我们说了算。从找料开始，到做完为止，整个过程可能很长，可能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那么‘好看’，但必须是我们心里认的、手上过得了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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