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园内，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清晨海鲜断供的消息，像一块寒冰投入滚油，瞬间在后厨、前台乃至整个管理层炸开。午市的预订电话响个不停，特别是那几桌重要的宴席，主家反复确认菜单，点名要的便是那几样此刻踪迹全无的“硬菜”。厨师长急得在空荡荡的高档海鲜池边来回踱步，额上青筋直跳；前台领班接着客人的咨询电话，脸上赔着笑，手心却全是冷汗。
李李虽表面镇定，指挥若定地调整菜单、安抚员工、亲自向重要客户致电解释并给出替代方案，但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已然绷紧到了极限。杜红根这一手，又准又狠，直接打在了七寸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距离午市开门迎客，仅剩不到三个小时。
就在这万分焦灼、几乎山穷水尽之际，一个看似与这高端餐饮战场毫不相干的人，却如同嗅觉最敏锐的救火队员，悄然行动了起来。这个人，就是进贤路“玲子小馆”的老板娘，玲子。
玲子没有去至真园。她甚至没有打电话给李李询问情况——她太了解李李的性子，此刻的至真园老板娘，绝不会向外人轻易示弱。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小店里张罗着早市的生意，下着面条，收着零钱，和熟客打着招呼。但她的耳朵，却如同最精密的雷达，捕捉着黄河路乃至更远地方传来的每一丝风声。汤正宗经理清早在十六铺的遭遇，小温州的无奈与恐惧，杜红根的嚣张威胁……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很快便通过她那张遍布市井的、无形却高效的信息网，汇入了她的脑中。
临近上午十点，早市高峰稍过，玲子解下围裙，对帮工的芳妹和菱红简单交代了几句，便转身走进了小店后间那间仅容转身的简陋办公室。这里没有至真园办公室的红木大班台，只有一张旧书桌，一部按键磨损严重的电话机。她关上门，隔绝了前堂的喧嚣，深吸一口气，脸上那种日常的、带着烟火气的温和神情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专注与锐利。
她没有翻找名片夹，那些数字和关系，早已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她拿起话筒，开始拨号。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浙江宁波象山石浦港的一位远房表叔，老董。电话接通，传来海浪声和嘈杂的码头噪音。
“阿叔！是我呀，玲子！”玲子的声音瞬间切换成带着几分娇嗔又不容拒绝的宁波腔，“阿叔，帮帮忙呀！十万火急！我上海一个顶顶要好的小姐妹，开大饭店的，今朝遇到大麻烦了！被人掐断了高档海鲜的货源，午市就要开天窗了，要出人命的呀！”
她语速很快，却条理清晰：“东星斑有没有？要一斤半左右的，活蹦乱跳的！澳洲龙虾呢？不要冷冻的，要生猛的！还有顶大的膏蟹，梭子蟹也要！对，今天就要！中午前必须到上海！价钱好商量，比市面高一点也可以！关键是要快，品相一定要好！阿叔，我知道侬有办法的，侬船队里肯定有存货，或者侬认识的朋友有！帮帮忙，算玲子欠你一个大人情！”
电话那头的老董显然有些为难，夹杂着本地方言解释着渔期、运输时间等问题。玲子丝毫不退让，软硬兼施，又是回忆旧情，又是许诺后续长期合作，语气恳切又不失强势。最终，老董拗不过她，答应立刻想办法协调，从相熟的几条刚回港的远洋渔船和附近养殖渔排那里，紧急调一批最好的货，用最快的冷链车直发上海，预计下午两点前能到。
挂了电话，玲子毫不停歇，立刻拨通了第二个号码，打给杭州农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一位资深水产批发商老赵。这次，她用的是更显亲近的沪语夹杂着普通话：
“赵老板，我玲子呀！长远不见，身体好伐？……是这样的，有桩急事体要麻烦你。我这边急需一批高档海鲜应急，品种和数量我稍后短信发你。上海这边渠道临时出了点问题。你那边看看，仓库里有没有现成的、品相一流的库存？或者马上能从周边调到的？对，今天中午前要到位，送到上海黄河路。价格按你的行情价，再加急件费！老赵，玲子从不亏待朋友，这次你帮我渡过难关，以后进贤路我这边，还有我小姐妹那边的好生意，肯定先想着你！”
玲子的精明和多年积累的、扎根于最实际交易层面的人脉资源，在这一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深知，要破解杜红根依靠本地江湖势力构筑的封锁线，不能硬碰硬，必须“曲线救国”。绕过上海本地可能被监控或施加压力的渠道，直接利用更外围、更灵活、且与她有直接人情或利益往来的产地和二级市场资源，虽然成本更高，协调更复杂，但却是最快、最有效的破局之道。她打电话的对象，都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大老板，而是那些真正掌握着一线货源、做事踏实、讲信誉也更灵活的“实力派”。
几个电话下来，她的额头也微微见汗。但成果显着：宁波象山那边落实了东星斑、野生大黄鱼和顶级膏蟹；杭州农都的老赵协调到了优质的澳洲龙虾和一批活蹦乱跳的象拔蚌；甚至她还通过一个在江苏吕四港搞水产运输的熟人，订到了一批肥美的梭子蟹。东拼西凑，竟然真的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凑齐了相当于至真园两三天用量的高档海鲜，并且全部安排好了专业的冷链运输，确保当天下午就能分批送达至真园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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