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挺亮，说：“楼是老了，可骨头还在。人不能忘了本，铁西人都是靠这楼、这厂活下来的，就算它邪性，也是咱的根。”
他顿了顿，指着楼墙上的砖，“你看这砖，都是当年工人一块一块砌的，里头有汗，有血，还有念想。拆了，就啥都没了。”
就这么过了三年。2018年冬天，下了场特别大的雪，比1992年那场还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把鬼楼的一楼都埋了半截，远远看去，像个白馒头，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马路上的雪能没过膝盖，车都开不了，整个铁西静悄悄的，只有雪花落在地上的“簌簌”声，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雪停的那天早上，天放晴了，太阳照在雪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冰碴子反射着光，像碎玻璃。我去楼那边看了看，没看见老赵头。往常这个时候，他早该出来扫雪了，今天却没动静，楼门口的雪干干净净的，没人踩过，连个脚印都没有。
我心里有点不安，走到楼门口，喊了两声“赵大爷”，没人应，只有回声在楼道里荡来荡去，空荡荡的。推开门，屋里黑黢黢的，一股煤烟味儿混着酒味飘出来，呛得人直咳嗽。
我打开手机电筒照了照，屋里没人，桌上放着个空酒瓶，二锅头的，瓶底还有点酒底子，黄纸烧了一半，堆在地上，灰烬被风吹得飘起来，像黑色的蝴蝶，在屋里飞。墙角的炉子灭了，冷冰冰的，炉子里的煤渣是凉的，看来昨晚就没烧过，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上了二楼，楼梯上的雪被踩过，一串脚印，从一楼一直延伸到三楼，很深，像是老赵头穿着厚棉鞋踩的，鞋印边缘还沾着点冰碴子。脚印旁边还有一串小脚印，很小，像小孩的，跟老赵头的脚印，一步不落，像是有人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的，透着股说不出的瘆人。
我心里发毛，这楼里哪来的小孩？难道是……我不敢往下想，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走，手机电筒的光在楼梯上晃来晃去，照得那些斑驳的墙皮像一张张人脸，在黑暗里看着我。
到了三楼老王头原来住的那间，门果然开着，跟我当年闯楼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门缝更大了，风从里面灌出来，带着股铁锈味，吹得人脖子发凉，像有人在背后吹气。
我推开门，手机光扫过去，就看见老赵头躺在地上，脸色发青，嘴唇紫得像茄子，眼睛睁着，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像是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瞳孔都放大了。
他手里攥着个东西，绿油油的，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光，透着股温润的劲儿。我走过去蹲下身，才看清那是块玉佩，雕着个模糊的纹路，像是只老虎，张着嘴，露出牙齿，边缘有点磕碰，看着有点眼熟——跟二胖当年说的那块，简直一模一样，连磕碰的位置都一样。
我想把玉佩从他手里拿出来，可他攥得死死的，指节都发白了，掰都掰不动，像是嵌进了肉里，跟手长在了一起。
我赶紧掏出手机打120，手哆哆嗦嗦的，按了好几次才按对号码，声音都在抖。
等救护车来的时候，我守在老赵头旁边，才发现他身下的地板是湿的，不是水，是黏糊糊的液体，带着股钢水的腥气，蹭在手上洗都洗不掉，得用肥皂搓好几遍，还能闻到那股味儿。
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道抓痕，很深，像是用指甲抠出来的，红得发黑，像凝固的血，弯弯曲曲的，像条蛇。
老赵头最终没抢救过来。医生说，是突发心脏病，可我总觉得不对劲。老赵头每天都喝二锅头，冬天还坚持用冷水擦身，身体硬朗得很，一顿能吃两个馒头，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
而且他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眼睛还没闭上，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抬头，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只是形状变了，像个炼钢炉，炉口冒着红光，一闪一闪的，像是真的在烧。
老赵头走了以后，鬼楼又空了。但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楼里再没出过啥怪事。晚上听不见哭声了，楼顶也没动静了，钢厂那边，也安安静静的，连野猫都不往那边去了，像是怕打扰了什么。
有人说，是老赵头把那东西镇住了；也有人说，是那东西跟着老赵头走了，毕竟他守了三年，早成了楼的一部分，分不开了。
过了几天，老赵头的侄子来了，收拾他的遗物。那侄子是个年轻人，戴个眼镜，看着文质彬彬的，在楼里翻了半天，只找到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还有一本泛黄的日记，纸都脆了，一碰就掉渣。
这个年轻人把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上面的字问我：“叔，我大爷写的‘玉佩归主’是啥意思？”
我凑过去看，那字迹歪歪扭扭的，墨水里像是掺了铁锈，写着：“1958年，师哥把玉佩塞给我，说能镇住钢水的怨。如今它该回去了，老李家的小子……”
后面的字被墨水晕开了，糊成一团黑，看不清写了啥，像是被眼泪泡过。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我爸说的话——爷爷死的时候，手里也攥着块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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