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地球与火星之间，相距约2.25亿公里。
这个距离，无线电波需要走12分30秒。
此刻，全世界有超过十亿人守在屏幕前，等待着那个即将到来的信号。
文昌航天发射场，巨大的指挥控制中心里，灯火通明。巨大的显示屏上，一个红色的光点正在缓缓移动，旁边是一串跳动的数字。
“距离着陆还有28分钟。”广播里传来清晰的女声，“信号延迟12分30秒，我们将于16分钟后收到着陆确认信号。”
肖镇站在指挥席上，双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他身后是几十位科学家和工程师，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张的神色。陈景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帽都快被他捏变形了。
“肖总，”陈景低声说，“您去坐会儿吧，还要等十几分钟呢。”
肖镇摇摇头：“站着好。”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在图纸上看到这个着陆器；想起两年前，看着它从宋岛的厂房里运出来；想起八个月前，看着它被长征九号送上太空。如今，它终于要到达终点——或者说，新的起点。
屏幕上，红色的光点越来越近。
“距离着陆还有15分钟。”广播再次响起，“高度100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
指挥中心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火星上，那艘名为“远望”的着陆器正在穿越稀薄的大气层。隔热盾的温度上升到两千度，整个飞行器被火焰包裹，像一颗流星划过火星的天空。
地球上，没有人能看到这一幕。他们只能等，等那个12分30秒后才能到达的信号。
“距离着陆还有10分钟。”
“距离着陆还有5分钟。”
“距离着陆还有1分钟。”
肖镇的呼吸都停住了。
屏幕上，红色的光点停止了移动。
那是预定的着陆点——乌托邦平原，北纬22度，东经110度。
“等待信号。”广播说，“预计12分钟后确认。”
漫长的12分钟。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肖镇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他想起了小时候看阿波罗登月纪录片时的震撼，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杨卫东时的激动，想起了父亲肖正堂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别停下，往前走。”
他睁开眼睛，看着那个红色的光点。
12分钟到了。
屏幕上没有任何变化。
指挥中心里开始有轻微的骚动。有人低声问：“怎么还没信号？”
“再等等。”有人回答，“可能信号延迟有误差。”
又过了30秒。
还是没有任何信号。
肖镇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他想起了那些失败的火星任务，那些消失在红色星球上的探测器。他想起了97.3%的成功率，和那2.7%的可能性。
他想起张远航和林静的脸。
那两张年轻的、充满期待的脸。
就在他几乎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屏幕上突然跳出一行字。
信号接收中……
然后，是一行数据。
“着陆确认。高度：0。速度：0。姿态：正常。系统状态：正常。”
指挥中心里静了整整三秒。
然后，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成功了！”
整个指挥中心瞬间沸腾了。
人们站起来，跳起来，抱在一起。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跪在地上，双手捂住脸。陈景一把抱住肖镇，嘴里喊着“成了成了成了”，眼泪流了一脸。沈千寻从人群中冲过来，扑进肖镇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肖镇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抬起头，看着屏幕上那行字。
“着陆确认。”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去莫斯科，见到罗曼诺夫的时候。那个老人问他：“肖，你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让中国人登上火星。”
罗曼诺夫笑了，拍拍他的肩：“那就去做。别停下。”
他没有停下。
他真的没有停下。
三天后，第一批照片传回地球。
画面里，红色的土地一望无际，天空是灰蒙蒙的，带着一点粉红。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处是着陆器伸出的坡道。坡道上，有两个穿着白色宇航服的人。
张远航和林静。
他们站在火星上。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标志——五星红旗，和一行字：“祝融站，公元2018年3月。”
这张照片，第二天登上了全球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
纽约时报：《人类历史新篇章：中国宇航员登陆火星》
BBC：《红色星球上的红色旗帜：中国创造历史》
法兰克福汇报：《从东方到火星：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成就》
朝日新闻：《亚洲的骄傲：中国火星任务成功》
在莫斯科老家，罗曼诺夫看着电视上的画面，老泪纵横。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人类登陆火星。现在，我看到了。谢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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