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孤注一掷
张建国的突然到访，像一盆冰水混杂着汽油，浇在了刘大芳心头那簇为夫鸣冤的火焰上——先是让她通体冰寒，随即燃起了更猛烈的、带着决绝意味的怒火。
他害怕了。他心虚了。
这个认知，彻底驱散了刘大芳最后一丝犹豫和恐惧。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抱怨、认命的农村妇女刘大芳了。丈夫的血和那句未写完的遗言，在她身上催生出了某种坚硬的东西。
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张建国这次只是试探，下一次会是什么？暗中搜查？还是更卑劣的手段？她必须在他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把证据送出去，送到一个张建国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镇上不能去。那个老太太说了，张建国和镇畜牧站的站长关系铁。镇派出所呢？会不会也有他的人？她不敢赌。
唯一的希望，在县城。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刘大芳就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最干净、但也最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把头发紧紧盘在脑后。她照了照镜子，里面的女人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但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孤狼般的狠厉。
她把那本深蓝色日记本和那盘至关重要的录音磁带，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好，然后塞进一个旧的帆布包里。想了想，她又把卖猪存下的那几千块钱也揣在了贴身的口袋里。这是她的全部家当，也是她可能需要的“弹药”。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包括娘家人。她只对邻居王婶含糊地说要去县城妹妹家散散心。
清晨的薄雾中，她踏上了最早一班通往县城的城乡巴士。车子破旧，颠簸不堪，车厢里弥漫着鸡鸭粪便和汗水的混合气味。刘大芳紧紧抱着那个帆布包，像抱着自己和孩子未来的命运，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依旧陌生的风景。
她的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害怕县城——她这辈子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而是因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两个多小时后，巴士驶入了嘈杂的县城汽车站。高楼、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一切都让刘大芳感到眩晕和无所适从。但她没有时间适应。
她拉住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笨拙地、带着浓重口音地问：“请问……公安局……在哪里？”
按照指点，她挤上了公交车，几经周折，终于站在了县公安局气派的大楼前。庄严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刘大芳在门口踌躇了片刻，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深吸一口气，低着头快步走了进去。
接待大厅里人来人往，电话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她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鼓足勇气走向接待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女警，面容严肃。
“你好，有什么事？”女警公事公办地问。
“我……我要报案。”刘大芳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发抖。
“什么案子？盗窃？诈骗？”
“不……不是……”刘大芳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是……是命案。我男人……他可能不是自杀，是被人害的！”
女警愣了一下，神色凝重起来，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看起来朴实甚至有些土气的农村妇女：“你说详细点，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在哪里？”
刘大芳赶紧把李进上吊自杀、警察已经处理过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然后急切地强调：“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他的日记，还有录音！他是因为发现了兽药店老板张建国卖假药，被威胁了！他的死肯定和张建国有关系！”
她手忙脚乱地想从帆布包里掏证据。
女警听完，眉头微蹙，并没有立刻去接她递过来的日记本和磁带，而是说道：“这位大姐，你先别急。你丈夫这个案子，按照程序，如果是在我们县下面乡镇发生的，应该是由属地派出所受理和调查的。你直接找到县局来，我们可能需要先跟派出所核实一下情况。”
刘大芳一听就急了，声音也拔高了些：“不能找派出所！那个张建国在镇上有关系！我信不过他们！同志，我求求你，你看看这证据，这录音！我男人死得冤啊！”
她的激动引来了大厅里一些人的侧目。
女警有些为难，但还是保持着耐心：“大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这样吧，你先坐那边等一下，我向我们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刘大芳忐忑不安地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漫长。她紧紧抱着包，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接待窗口，生怕错过任何动静。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警服、看起来像是领导的男警察走了过来，女警跟在他身后。
“你就是刘大芳？”男警察问道，语气平和，但带着审视。
“是，是我，领导！”刘大芳赶紧站起来。
“你说你丈夫李进的死有疑点，有证据？”
“有！有！”刘大芳像献宝一样，再次把日记本和磁带递过去，“这是他写的日记，最后还写着‘小心张’！这是录音，里面张建国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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