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的镜海市老火车站，铁轨在昏黄路灯下泛着冷硬的光，像条沉默的金属巨蟒盘踞在城市边缘。公羊黻裹紧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领口处磨出的毛边蹭着脖颈，带着岁月沉淀的粗糙触感。她踩着台阶走上站台时，皮鞋跟敲在水泥地上的声响，在空旷的站台上撞出细碎的回音，又迅速被弥漫的薄雾吞噬——这雾气浓得有些反常，连十米外的信号灯都只剩一团模糊的光晕，让整个站台像座被时光遗忘的孤岛。
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旧收音机，机身外壳被摩挲得光滑如玉，边角却因常年揣在兜里，磕出了几处深浅不一的凹槽。这是丈夫老周生前用了二十年的物件，当年他还是火车司机时，总把这台收音机放在驾驶室仪表盘旁，说“听着声响，就不觉得孤单”。此刻收音机冰凉的外壳贴着掌心，却让公羊黻纷乱的心绪稍稍安定——今天是老周失踪十周年的日子，也是她守着这个“声音博物馆”的第五年。
站台西侧的铁皮小屋就是“声音博物馆”，招牌上的油漆掉了大半，“博”字的右半边缺了个点，像个没说完的句号悬在半空。公羊黻掏出钥匙串，金属钥匙在晨雾里泛着冷光，她手指顿了顿，目光落在钥匙串上挂着的小铁片上——那是老周第一次独立值乘时，从火车刹车片上磨下来的碎片，上面还能看到模糊的车次编号“K407”。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咔嗒”一声闷响，门轴“吱呀”一声尖叫，像是积攒了整夜的委屈终于爆发。这声响惊飞了屋檐下栖息的麻雀，翅膀扑棱的声音混着远处传来的火车鸣笛声，在清晨的薄雾里散开，又被更浓的寂静重新包裹。公羊黻推开门，一股混合着灰尘、旧物件霉味和铁轨铁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属于老周的气息，也是属于这个博物馆的气息。
“老周啊，今天降温了，你在那边可得多穿件衣服。”她对着空气轻声说，手指拂过柜台玻璃上的灰尘，指尖触到一片冰凉。柜台里陈列着二十多个玻璃罐，每个罐子里都装着不同的声音载体——有老周当年的发车录音磁带，磁带标签上的字迹被岁月晕染得模糊；有拾荒者老马送的旧船票，票面上的目的地“镜海港”早已被磨得看不清；还有去年那个孕妇录下的“给未出生宝宝的话”，录音笔旁放着一张婴儿的满月照，照片里的孩子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最显眼的是中央的展柜，里面放着台老式开盘录音机，黑色的磁带盘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细线，像团解不开的心事。这是老周最后一次值乘时的行车记录，也是当年警方调查失踪案时，唯一从火车驾驶室里找到的“线索”——但磁带早已损坏，无论公羊黻找多少人修复，都只能听到一阵刺耳的电流声。
她刚想拿起抹布擦拭展柜，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邻市“昌明县”。公羊黻犹豫了一下，划开接听键，听筒里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接着是个沙哑的男声，像是被砂纸磨过：“你是周建明的妻子？想知道他当年为什么消失，中午十二点，到昌明县废弃火车站，别告诉任何人，否则永远别想知道真相。”
电话突然挂断，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公羊黻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发抖，冷汗顺着掌心滑落——“周建明”是老周的本名，除了家人和当年的同事，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她抬头看向窗外，薄雾似乎更浓了，远处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像双窥视的眼睛。去，还是不去？去了可能是陷阱，甚至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可不去，这或许是解开老周失踪之谜的唯一机会，这个疑问已经折磨了她整整十年。
就在这时，柜台下的抽屉突然“哐当”一声自己弹开，里面放着的老周的工作证掉落在地。公羊黻弯腰去捡，指尖触到工作证里夹着的一张小纸条——是她当年写给老周的，上面写着“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等你回家”。看着熟悉的字迹，她深吸一口气，把手机揣回口袋——她必须去，为了老周，也为了自己这十年的坚守。
六点整，站台开始热闹起来。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匆匆跑过，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清脆；卖早点的推车“轱辘轱辘”地碾过铁轨旁的石子路，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香气顺着风飘进博物馆；环卫工王姐握着扫帚，一下下扫着站台地面的落叶，扫帚与地面摩擦的“唰唰”声，像首有节奏的晨曲。
“公阿姨，早啊！”王姐隔着玻璃朝里喊，脸上堆着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朵菊花。她把扫帚靠在墙角，从口袋里掏出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热乎馒头，“刚买的，还冒着热气，你垫垫肚子。”
公羊黻接过馒头，指尖传来的温度顺着血管蔓延到心口，她眼眶微微发热：“谢谢你啊王姐，总想着我。”
“谢啥，当年老周师傅可帮过我不少忙。”王姐摆摆手，目光落在展柜里的开盘录音机上，突然压低声音，“说起来，我昨天值夜班时，好像听到这机子自己响了，就是断断续续的，像有人在说话，还提到了‘昌明县’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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