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市东港码头，晨雾像被泡软的棉絮裹着锈红色起重机。锚链堆成的小山泛着褐绿斑驳，海风卷着咸腥味撞在链环上，发出“嗡——嗡——”的闷响，混着远处货轮的汽笛，在潮湿的空气里荡出涟漪。
闻人海穿着橙黄色调度服，袖口沾着机油黑渍，正蹲在锚链堆前核对报废清单。他指尖划过链环上的锈迹，粗糙的触感像砂纸蹭过掌心，带着海水浸泡多年的冰凉。突然，一截链环缝隙里露出的塑料瓶反光晃了他眼——那是个半透明的可乐瓶，瓶身被海水泡得发皱，用麻绳牢牢系在锚链上，绳子都快和锈迹融成一体。
“搞什么名堂？”闻人海嘟囔着伸手去解，麻绳脆得一扯就断。他拧开瓶盖，一股带着霉味的海水气息涌出来，里面塞着张叠得整齐的纸片。展开一看，是张泛黄的船票，印着“1997年8月15日，镜海—南洋”，右下角歪歪扭扭写着“阿强”两个字，墨迹被海水晕开，边缘发毛。
“海哥，发啥呆呢？这批锚链下午就得拉去熔铸厂。”调度室的小张跑过来，蓝色安全帽下的脸挂着汗珠，手里的对讲机滋滋响。
闻人海举着船票晃了晃：“你看这玩意儿，1997年的船票，系在报废锚链上。阿强是谁？”
小张凑过来看了眼，挠挠头：“这得问浪里白吧？码头老水手就他记得早年间的事。”
浪里白此刻正坐在码头边的旧木凳上，穿着藏青色对襟褂子，袖口磨得发亮，银灰色的头发用一根红绳束在脑后。他手里转着个铜烟锅，烟丝燃着的红点在晨雾里明灭。听到“阿强”两个字，老人的手顿了一下，烟锅“咚”地磕在木凳上。
“阿强……陈阿强啊。”浪里白的声音沙哑，像生锈的铁片摩擦，“1997年那趟船，载着二十多个海员去南洋运橡胶，遇上了海盗。船沉了，就活下来两个，阿强没回来。”
闻人海心里一沉：“那这船票……”
“他走之前，天天在码头念叨，说儿子刚考上大学，等着他挣学费呢。”浪里白望着远处的海平面，眼神飘得很远，“他怕自己忘了，就把船票塞瓶子里，说要是回不来，总有一天能被人发现，让儿子知道他没食言。”
闻人海捏着船票的指尖有些发紧。他掏出手机，对着船票拍照，发给做档案管理的朋友：“帮我查查1997年那趟失事的船，船员陈阿强的家属信息。”
中午的太阳把雾晒散了，码头的铁板烫得能煎鸡蛋。闻人海刚收到朋友的回复，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着“海洋维权律师 陈屿”。他接起电话，那边传来沉稳的男声：“您好，我是陈屿。听说您有我父亲陈阿强的消息？”
“你在哪？我在东港码头，有样东西给你看。”闻人海挂了电话，看见浪里白还坐在木凳上，铜烟锅已经凉了。
半小时后，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快步走来。陈屿个子很高，头发梳得整齐，戴着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带着急切。他看到闻人海手里的船票，脚步顿住，喉结滚动了一下。
“这是……我父亲的字迹。”陈屿伸手接过船票，指尖微微颤抖，“我妈说，他走之前，把所有积蓄都留了下来，就怕自己出事，耽误我上学。”
闻人海指了指那堆锚链：“船票系在那上面。浪里白说，你父亲是为了给你挣学费才跑那趟船的。”
陈屿看向浪里白，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还记得他。这些年，我一直在帮被海盗劫持的船员家属维权，就是想替我父亲，也替那些没回来的海员讨个说法。”
浪里白摆摆手，红绳束着的头发晃了晃：“你爹要是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肯定高兴。他总说，儿子是读书人，将来要做正经事。”
接下来的几天，闻人海陪着陈屿跑了海事局、档案馆，终于找到陈阿强当年的船员登记信息。DNA比对的那天，陈屿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船票，闻人海递给他一瓶矿泉水，瓶身的凉意让他稍微平静了些。
“其实我小时候，总怨他老不在家。”陈屿声音有些低，“直到我妈告诉我，他每次出海前，都要在我枕头底下塞一块糖，说等他回来，就带我去吃大餐。”
闻人海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没食言，只是用另一种方式。”
下午三点，医生拿着报告单走出来，笑着说：“比对成功，确认是父子关系。”
陈屿手里的矿泉水瓶“咚”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他捂住脸，肩膀轻轻颤抖，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闻人海蹲下来帮他捡瓶子，看见他裤脚沾着的泥点——昨天为了查资料，他们在旧码头跑了一下午。
锚链被送去熔铸厂那天，码头来了不少人，有当年陈阿强的同事，有陈屿帮助过的船员家属。熔铸炉的火焰通红，映得每个人的脸都暖暖的。当锚链被铸成纪念碑，上面刻着“父爱深过海”五个字时，陈屿伸手抚摸着碑面，温度从指尖传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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