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我十一岁了，懂了件事：武将家的宴席，从来不是吃饭的。
那天我爹下朝回来，脸色比平时更沉：“徐大将军府上有宴，点名让你也去。”
我正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手里攥着半块枣泥糕——李诚偷塞给我的，说是新学的江南点心。一听这话，枣泥糕都不甜了。
“徐达？”我问。我知道这名字，大明朝开国第一功臣，魏国公，北伐把蒙古人赶回草原的狠人。
“叫魏国公。”爹纠正我，然后叹了口气，“徐家宴请，满朝武将都要去。陛下……也会派人看着。”
最后那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我听懂了。年前胡惟庸案刚过，血还没凉透，武将们聚在一起，谁都得掂量掂量。
我换上那身新做的绸衫——湖蓝色的，领口绣着云纹，是我娘生前给我挑的料子。爹看了看我，伸手把我头上那根歪了的发簪扶正。
“去了少说话，多看，多听。”他说完顿了顿，“但若有人问你话，也得答得体。”
十一岁的我觉得大人真麻烦。不让说话的是你，让说话的也是你。
马车往魏国公府去，我掀开车帘往外看。南京城的黄昏，炊烟混着晚霞，街边有小孩在踢毽子。我想下去玩，但爹的手按在我膝盖上，很重。
“景隆。”他突然说，“今日燕王也在。”
我心里一跳。两年没见朱棣了。他去了北平就藩，偶尔回京述职。我还留着那块蟠龙玉佩，用绸布包着，藏在枕头底下。
“燕王殿下……还记得我吗？”我问。
爹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记不记得，你都只是曹国公的儿子。”
这话我当时没懂。后来懂了，意思是：皇子是皇子，臣子是臣子，中间隔着天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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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公府比我们家大多了。门口两尊石狮子，张着嘴，像要吞人。进门穿过三道回廊，才到正厅。
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我认得一些：常茂——开平王常遇春的儿子，比我大一岁，但我该叫表舅；冯胜、傅友德……都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将。他们坐在那儿，喝酒谈笑，但我总觉得那笑声底下压着什么。
然后我看见朱棣。
他坐在徐达右手边，穿着暗红色蟒袍，二十一岁的年纪，眉眼间那股锋利劲儿更盛了。正端着酒杯跟徐达说话，侧脸在烛光里像刀刻的。
他抬眼时看见我，微微一怔，然后笑了，冲我点点头。
我赶紧低头，跟着爹行礼。按规矩，我这种小辈得跪一圈。跪到朱棣面前时，他虚扶了一把：“景隆长高了。”
声音还是两年前那样，带着笑，但又好像多了点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是沉稳——去了封地，掌了兵权，人就不一样了。
徐达坐在主位。我偷偷看他，跟想象中不太一样——不是虬髯满面的猛将，反而清瘦，眼睛很亮，看人时像在掂量你的斤两。
“文忠来了。”徐达开口，声音不高，但满厅都静了，“这就是景隆？听说八岁就能背《孙子》？”
我爹躬身：“小儿顽劣，传言过誉了。”
“过不过誉，试试便知。”徐达招手，“允恭，过来。”
一个二十一岁不到的青年从席间起身。徐辉祖（当然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徐允恭），徐达长子，已经跟着父亲上过战场了。身材高大，眉眼像徐达，但更硬朗些。
“你带景隆玩玩沙盘。”徐达说得很随意，像在说“带他去后院摘个果子”。
但我爹的手一下子攥紧了。满厅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知道什么叫“沙盘”。爹书房里就有一个，但他从不让我碰，说那是军国大事，小孩子玩不得。
徐允恭走过来，低头看我：“会玩吗？”
我摇头。
他笑了：“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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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盘摆在偏厅，不大，三尺见方，堆着泥塑的山川城池。徐允恭简单讲了规则：他守城，我攻城，兵力相当，粮草只够十日。
“你是客，让你先动。”他说。
我盯着沙盘看了很久。城池在中央，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典型的易守难攻。
按照兵书上说的，该围城，断粮道，等守军饿死。但徐允恭刚才说了，粮草只够十日——也就是说，这盘推演必须在十步内结束。
十一岁的脑子转得飞快。我想起朱棣两年前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又想起爹常念叨的：“为将者，当知变通。”
“我动了。”我说，然后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愣住的举动——我把代表主力的大旗，直接往后退了三格。
徐允恭挑眉：“不攻？”
“攻不下。”我老实说，“您守城，兵力相当，我强攻必败。”
“那你想耗？”他笑，“粮草可耗不起。”
我没回答，反而指着沙盘边缘一条细线：“这是粮道吧？”
徐允恭脸色微变：“是。”
“您的粮从这儿运进来？”我继续问。
“是又怎样？”他已经察觉不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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