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的夏天，热得邪性。
秦淮河的水都快煮开了，街上的石板路烫得能烙饼。我坐在曹国公府的书房里，穿着单衣还出汗，手里的扇子摇得跟风车似的。
李诚端了碗冰镇酸梅汤进来：“少爷，解解暑。”
我刚喝一口，钟声就响了。
先是皇宫方向传来第一声，沉沉的，闷闷的，像夏天暴雨前的雷。接着全城的寺庙道观都跟着敲——钟楼、鼓楼、鸡鸣寺、天界寺……钟声连成一片，在闷热的空气里传得特别远。
我手里的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酸梅汤泼了一地。
“九……”李诚脸色煞白，“九九……是太子……”
我站起来，腿是软的。窗外的知了还在没命地叫，叫得人心烦。街上传来了哭声，先是零零星星的，然后越来越多，像潮水一样漫开。
“更衣。”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
朝服是深紫色的，夏天穿像裹了层毯子。李诚帮我系腰带时，手在抖，系了三次才系好。
“少爷……”他抬头看我，眼圈红了。
我拍拍他的手，没说话。说什么呢？太子朱标，三十七岁，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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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已经白茫茫一片。
白幡、白帷、白灯笼，连守灵的官员都穿着素服，远远看去像一群移动的雪人。哭声震天——有真哭的，有假哭的，混在一起，分不清。
我跪在勋贵那排，额头贴着冰凉的金砖。灵堂里焚着檀香，但压不住那股若有若无的药味——太子病了很久，这宫里到处都是药罐子的痕迹。
跪了两个时辰，膝盖已经没知觉了。忽然听见外面一阵骚动，然后是司礼太监尖细的声音：
“燕王殿下到——”
所有人都抬起头。
朱棣是从北平赶回来的，风尘仆仆。他穿着一身粗麻孝服，头发散着，脸上全是汗和灰。进门时一个踉跄，旁边太监赶紧扶住。
他推开太监，走到灵前，直挺挺跪下。
“大哥——”那一声喊，嘶哑得像破锣，把满堂的哭声都压下去了。
然后他磕头，一下，两下，三下……额头磕在青砖上，咚咚响。有人去拉他，他甩开，继续磕，磕到额头见血。
我看着，心里发酸。朱棣和朱标的感情，朝野都知道——一个仁厚的长兄，一个雄才的弟弟，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习武。
朱棣磕完头，起身时晃了晃。他转头，目光在人群中扫过，然后定格在我身上。
就那么一瞬。
但我看清了他眼里的东西——有悲痛，是真悲痛；有茫然，太子死了，未来乱了；还有别的，更深的东西，像水底的暗流，看不真切。
对视只有一眨眼。然后他转开视线，被太监引到亲王那排跪着去了。
我重新低下头，看着金砖上自己的倒影。那里面的人脸色惨白，眼神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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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丧第七天，宫里传旨，朱元璋召见。
不是在奉天殿，也不是在武英殿，是在乾清宫的暖阁里——皇帝寝宫。我跟着太监穿过一道道宫门，越走心越沉。
暖阁里没点灯，就靠窗棂透进来的那点光。朱元璋坐在炕上，背对着门，看着窗外。才七天，他好像老了十岁，背佝偻着，像棵被风雪压弯的老松。
“臣李景隆，叩见陛下。”我跪下行礼。
他没回头，也没让我起来。过了很久，久到我膝盖刺疼，他才开口，声音嘶哑：
“景隆，太子走了。”
“臣……悲痛万分。”我说。
“朕问你——”朱元璋慢慢转过身，那双眼睛在昏暗里亮得吓人，“立允炆，如何？”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这问题能答吗？该答吗？
十六岁的皇孙，对三十三岁的燕王；仁弱的储君，对雄才的藩王。这哪是问题，这是刀山火海。
我伏在地上，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陛下圣断。臣惟忠谨事新储，万死不辞。”
最安全的话。爹教的，朱棣教的，我自己这些年练的——不说好，不说坏，只说忠。
朱元璋笑了。那笑声很低，像砂纸磨石头：“你比你爹会说话。”
我不知道这是夸还是骂。
“起来吧。”他说。
我爬起来，腿麻得站不稳。
“允炆才十六岁。”朱元璋看着窗外，“朕也老了……你说，这大明的江山，交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稳吗？”
我手心全是汗。这话怎么接？
“陛下万岁……”我干巴巴地说。
“万岁？”朱元璋打断我，“秦始皇想万岁，死了。汉武帝想万岁，死了。朕今年六十五，够本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像自言自语：“可是标儿……标儿不该走啊。”
那一刻，我在这个杀伐果断的皇帝脸上，看到了一个普通老人的悲痛。那么真实，真实得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这悲痛很快就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猜忌，比如多疑，比如……为孙子扫清障碍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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