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俄国领事馆的领事克罗斯托维茨决定借着俄国商人仓库被劫的事件向日本人发难。
他立刻坐下来，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日本领事馆交出打劫和杀害巴图耶夫商行仓库守卫的凶手，并且赔偿损失。
同时，他还给天津的清政府写了两份同样措辞强硬的照会。
一份递交给天津政府的“办理天津通商事宜兼管海防兵备道”（俗称天津海关道或天津道），另一份直接递给直隶总督部堂（也就是袁世凯）。
要求清廷立刻抓拿凶手，依法严办；
对俄国公民的生命、丢失的货物、损失的财产要尽快足额赔偿；
还要求清政府必须采取实在有效的措施，确保俄国商人和侨民在天津租界内外的安全与合法权利。
克罗斯托维茨必须用这事来打击日本的威信、勒索清政府，巩固和扩大俄国在华北的特权和势力。
他把照会的副本交给副官，快马送出去。
又派人联系了《天津日报》《中国时报》《大公报》，给这些报馆提供“独家案情消息”，
塑造俄国侨民受害、正气凛然追凶的形象，引导大家把矛头指向日本租界当局。
第二天，天津几大报纸头版就登出了“俄国商人遭劫，日人行凶”的消息，舆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租界内外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各个洋行都加强了戒备，搬运货物时都有持枪护卫随行。
克罗斯托维茨坐在办公桌旁，挺高兴地看着那几份报纸的内容。
这时，副官送来了日本领事馆的抗议照会，用词激烈地反驳俄方栽赃嫁祸。
同时反咬一口，指责俄国人才是大仓商社仓库被袭击、失火、货物被盗的真凶，还说现场留下的俄国制火柴就是证据。
克罗斯托维茨头都大了。
这小日本太狡猾了，真是卑劣的民族，一贯善于狡辩、污蔑！
次日，日本人办的《华北日报》就登出长篇报道，标题是《俄人贼喊捉贼：
谁是大仓商社库房事件的幕后黑凶》，还配上所谓的“目击证词”和“物证照片”，直指是俄国人贼喊捉贼，想转移视线。
报道写得挺煽情，说俄国人最近在远东吃了亏，想借这假案子重新在华北找存在感。
一场舆论战在天津租界全面开打，两边各说各的理，互相揭短。
焦点从具体的案子，上升到了民族尊严和列强势力影响的较劲层面。
街头巷尾的议论，渐渐被报纸上的论战带成了两国商人和侨民之间的更大敌视。
最后是德国、英国组成联合调停组，调停日俄双方的争端，要求各自约束侨民。
几大租界达成联合巡逻协议，加强夜间巡查与情报共享，防止冲突升级。
同时，又给直隶总督府施加压力，促其尽快破案，加强巡逻安保。
袁世凯气得直骂娘，却也只能强压怒火，责令天津道台三日内破案。
事件在时间的推移中被新的谈资代替，但日俄在华北的暗中角力从未停歇。
这些事儿，章宗义都不管了。他已经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置身于这场风暴之外了。
蒸汽机车的嘶鸣撕裂了秋风吹过来的尘雾。
章宗义站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月台上，煤烟与汗味交织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上次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这座城市的面目，这次是不得不留两天，去郑州的火车，后天一大早才有票。
去参观一下故宫？
给慈禧老妖婆展示一下手机高科技？
哈哈哈，调皮了，还是去天安门广场周边转转吧。
前门火车站的站台是西式的拱顶建筑，砖石在晨曦中泛着冷光，与周围低矮的中式店铺形成刺目的对比。
扛着行李的脚夫穿着打补丁的短褂，脊背弯成弓形；
戴瓜皮帽的商人捏着怀表，焦急地张望；
几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低声交谈，他们的辫子盘在帽子里——这是新式学堂的学生。
走出车站，前门大街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
绸缎庄的蓝布幌子在风中抖动，上面绣着“瑞蚨祥”三个大字；
茶馆里飘出说书人沙哑的嗓音，夹杂着茶客的叫好；
卖豆汁的挑子前围着几个旗人子弟，他们的长袍虽已显旧，姿态却还端着架子。
一辆西洋马车叮当驶过，车里坐着戴高礼帽的外国人，洋车夫用生硬的中国话吆喝行人让道。
正阳门就在眼前，这座巍峨的城楼比西安的城门楼更高大厚重。
门洞下，进城的队伍缓慢挪动：
载满煤炭的驼队摇晃着铜铃，独轮车吱呀作响，轿夫抬着绿呢大轿吆喝着“借光”。
守门的清军士兵穿着暗蓝色号衣，胸前一个“勇”字已褪色，他们懒散地检查着行李，偶尔从菜农的担子里摸走几根萝卜。
一个士兵突然喝道：“辫子！你的辫子呢？”
他揪住一个想蒙混进城的短发青年——那青年穿着洋装，脸色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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