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的朔风卷过华北平原，带来刺骨的寒意。然而在沧州城内外，一种别样的暖意却在百姓心头悄然滋生。
刘体纯主政此地已近一年，其施政带来的变化，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渐渐渗透进这座运河畔重镇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他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沧州及运河上游的德州一线，如同在清廷与南明势力犬牙交错的缝隙中，艰难撑起的一片天地。
昔日因兵祸而略显凋敝的沧州街市，如今重现生机。这生机并非来自刻意的粉饰，而是源于实实在在的安稳与希望。
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尽，街边的食肆摊档便已热气蒸腾。
最受欢迎的是新开的几家“河湾包子铺”，皮薄馅大，用的肉馅是工坊区屠宰场每日送来的新鲜边角料，价格却极公道，两文钱一个，管饱。
摊主老张头逢人便说：“多亏了刘将军的工坊，俺这肉馅日日有，价贱量足，大伙儿都吃得起！”
还有那“李家锅巴菜”，用运河边新垦菜园产的白菜、豆腐，配上浓稠的杂粮糊糊，撒上几粒珍贵的胡椒末，咸香热辣，一碗下肚，足以驱散半日严寒。
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子上，除了针头线脑，竟也多了些琉璃工坊流出的“残次品”——些微有气泡或颜色不均的小珠子、小摆件，虽非精品，却晶莹可爱，成了贫家女孩难得的妆点。
河湾工坊区是沧州的心脏，也是变化的源头。
焦炭窑日夜不息，琉璃窑炉火通红，新建的瓷窑更是寄托着无数期待。
成千上万的工匠、力夫在此劳作，每日的工钱虽不算丰厚，却从不拖欠，足以养家糊口。
工坊区外，围绕着一片片自发形成的“匠户街”，简陋却整洁的屋舍里飘出饭香和孩童的读书声。
刘体纯在工坊区边缘设了简易蒙学，由落弟的老童生任教。
不论任何人的子女，每月十文钱便可入读。
昔日的流民、无业者，只要肯出力，都能在这里找到活计，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运河码头上，运载焦炭、瓷土、高岭土的船只络绎不绝，卸货的号子声与装船的吆喝声交织，一派繁忙景象。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百姓们议论的话题悄然转变。
提起“刘将军”，少了最初的畏惧与对“流寇”的鄙夷，多了几分谈论“当家人”的实在感。
“听说没？南街赵老六家的小子，前年饿得只剩一口气，如今在琉璃坊当学徒，每月能挣回半袋米了！”
“可不是，工坊区的规矩严是严，可那工钱是真发啊！不像以前那些官老爷，层层克扣，到手能有几个子儿？”
“俺家那口子在窑上干活，前几日不小心烫了手，工头立马让去‘医棚’上了药，歇了两天工钱照发一半！这搁以前，谁管你死活？”
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看着街面上日渐增多的笑脸和孩童红润的脸颊，私下里会低声感慨：
“这刘体纯……看着倒像个做事的。比那些只知刮地皮的官儿强。”
虽然“闯逆”的名头依旧沉重，大家还是心里有点忐忑，但“能让大家伙儿吃饱饭，有活路”，老百姓还是现实的。
“闯逆”又怎么样？谁让我们填饱肚子，谁就是好人、好官。
紫禁城的金瓦依旧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闪烁，但宫墙之外，却是肃杀与压抑。
八旗劲旅的巡逻马队不时踏过青石板街道，马蹄声敲在人心上，带来无形的威压。
旗人贵族跑马圈地之风虽被多尔衮下令稍加约束，但被夺去田产的汉民流离失所者依然众多，蜷缩在城墙根下或破庙之中，饥寒交迫。
最显眼也最屈辱的变化，是满街晃动的金钱鼠尾辫和那身或新或旧的满式袍褂。
剃发令如山，违者立斩。
一些老学究闭门不出，郁郁而终。
店铺招牌上，汉字虽在，但旁边往往多了一行蝌蚪般的满文。
汉家衣冠，已成昨日旧梦，走在街上，满目皆是异族气象。
京城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八旗官兵及家眷享有特权配给，而普通汉民则需忍受高昂的米价。
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昔日繁华的商铺不少门庭冷落。一些老字号勉强维持，却也战战兢兢，生怕被安上“通匪”或“资敌”的罪名。
街头巷尾，时见插着草标卖儿鬻女的凄惨景象。
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头上插着几根枯草，眼神麻木，旁边是她泣不成声的母亲。
几个穿着臃肿皮袄、操着满语的旗人子弟趾高气扬地走过，对眼前的惨状视若无睹，甚至发出轻佻的笑声。
顺天府的衙役和八旗的探子无处不在。
酒肆茶楼里，人们交谈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一句对时局的不满，一个对旧朝的怀念眼神，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年关将近，本应是喜庆时节，但京城上空笼罩的，却是驱不散的阴霾和深入骨髓的寒意。人们行色匆匆，脸上少有笑容，更多的是麻木与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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