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肆提拔东宫旧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深知，自己能顺利即位，虽有嫡长子的身份加持，但也离不开东宫僚属多年的辅佐，如今登临帝位，自然要对这些“自己人”论功行赏。
孔范，字法言，出身南阳孔氏，早年因擅长文辞、善解人意，得以进入东宫，成为陈叔宝的亲信。他平日里极善阿谀奉承，总能精准揣摩陈叔宝的心思，无论是陈叔宝作诗赋词，还是谈论声色犬马，他都能恰到好处地附和，深得陈叔宝欢心。登基次日，陈叔宝便下旨，擢升孔范为都官尚书，掌管刑狱、军事等要务。这一任命令朝中不少老臣颇有微词，孔范虽有文才，却无治国理政之能，更无军功政绩，仅凭东宫旧臣的身份便跻身六部尚书之列，实在难以服众。但陈叔宝全然不顾这些反对之声，在他看来，孔范“忠心耿耿”，又能与自己“心意相通”，远比那些动辄进谏的老臣合用。
施文庆，出身寒门，早年以精于算计、善于处理文书琐事入东宫任职，因其做事麻利，对陈叔宝的吩咐总能不折不扣地完成，逐渐成为东宫的得力干将。陈叔宝登基后，将施文庆提拔为中书舍人，掌管宫中诏令的起草与传递，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施文庆深知自己出身低微，能得此高位全凭皇帝恩宠，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地侍奉陈叔宝，无论大小事务，皆先禀明皇帝心意，再行处理，甚至不惜曲意逢迎，扭曲朝堂制度，只为博陈叔宝一笑。
而在所有东宫旧臣中，最受陈叔宝宠信的，当属江总。江总字总持，出身济阳江氏，是当时着名的文学家，诗赋文辞皆属上乘。他早年因与陈叔宝的父亲、还是湘东王的陈顼交好，才与陈叔宝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更是趣味相投。陈叔宝为太子时，常召江总入东宫，两人彻夜饮酒赋诗，谈论文学，有时甚至不顾君臣之礼，抵足而眠。江总虽年长陈叔宝二十余岁，却能与他打成一片，既像师长，又像挚友。
陈叔宝登基后，对江总的恩宠更是无以复加，直接将他超拜为尚书仆射，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要知道，江总此前不过是东宫的散骑常侍，从一个闲散的侍从官员一跃成为朝廷重臣，如此越级提拔，在陈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劝谏，认为江总虽有文才，却无治国经验，且过于沉溺诗酒，恐难当宰相之任。但陈叔宝却对这些劝谏置若罔闻，他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江公之才，举世无双，与朕相知甚深，唯有他能懂朕心意，辅佐朕治理天下。”
江总上任后，果然如大臣们所担忧的那般，并未将精力放在处理政务上，反而时常以“切磋诗艺”为由，入宫陪伴陈叔宝。两人依旧像在东宫时一样，终日饮酒赋诗，唱和不休，将朝堂大事抛诸脑后。江总不仅自己沉迷其中，还时常引荐一些善于文辞却无实际才能的文人入宫，与陈叔宝一同宴饮作乐，这些人后来都被陈叔宝委以官职，成为朝堂上的一股“文人势力”，与孔范、施文庆等人相互勾结，把持朝政。
除了这三人，东宫的其他旧侍也纷纷得到提拔：东宫侍卫统领被擢升为禁卫军将领，负责宫城守卫；太子府的长史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掌管监察百官；就连当年侍奉陈叔宝饮食起居的宦官，也有不少被封为中常侍，得以出入内宫，参与朝政。一时间，东宫旧部如潮水般涌入朝堂，占据了各个重要职位，形成了以陈叔宝为核心，以江总、孔范、施文庆为首的权力集团。
这些新贵们大多缺乏政治远见和治国能力，他们上位后，所思所想并非如何辅佐皇帝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而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多的私利。孔范利用都官尚书的职权，收受贿赂，为亲友谋取官职；施文庆则凭借中书舍人的身份，暗中篡改诏令，打压异己；江总虽不直接贪赃枉法，却对同僚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为了迎合陈叔宝，时常在朝堂上为这些奸佞之徒辩解。
老臣们见朝堂风气日益败坏，纷纷上书劝谏，恳请陈叔宝远离奸佞，重用贤臣。但陈叔宝此时正沉浸在权力的快感与旧部的奉承中，对这些劝谏充耳不闻，甚至认为老臣们是在故意刁难自己的亲信，对他们渐生厌烦之心。朝堂之上，一股奢靡、腐败的风气开始蔓延，而这一切，都为陈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宣帝的丧期按礼制需持续三年，即使是“以日代月”的简化礼仪，也需守丧三十六天。然而，陈叔宝登基不过十余日，便将丧礼的规矩抛到了九霄云外，开始沉溺于酒色笙歌之中。
宣帝驾崩后，宫中上下本该素服治丧，禁止宴饮作乐。但陈叔宝耐不住寂寞，登基后的第二十天，便以“与旧友切磋诗艺”为由，将江总召至内廷的武德殿。殿内早已布置妥当，案几上摆放着精致的酒肴，香炉中燃着名贵的沉香，宫女们身着华丽的锦服，手持乐器侍立一旁。江总刚一入宫，便见陈叔宝身着便服，面带笑意地坐在殿中，丝毫没有丧父的哀戚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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