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府邸坐落在京城相对安静的西华门外，少了北京紫禁城旁那份炙手可热的权势纠葛，多了几分江南的沉静与疏离。
他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名义上掌管着留都的宫禁、城防与一众留守机构，位高权重，实则远离了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北京。
朝中皆知，这是新帝对这位前朝重臣、航海巨擘的一种体面安置，也是一种无形的放逐。
每日清晨，郑和都会准时出现在守备府的公廨之中。他处理政务一如往昔般严谨细致，巡查宫城、检视武库、督饬防务、审理积案……他将对远洋船队的管理才能，倾注在了这座古老的帝都日常运转的每一个细节上。
城墙的每一处垛口，钟鼓楼的报时，宫苑的草木修剪，他似乎都了然于胸。
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每当夜深人静，独对孤灯时，那深埋心底的惊涛骇浪便会悄然涌起。书房的墙壁上，依旧悬挂着那幅巨大的海图，只是上面已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偶尔，王景弘会从北京述职归来，或是其他几位一同经历过风浪的老部下前来南京公干，他们总会设法聚在郑和府上那间临水的小轩里。几碟简单的江南小菜，一壶温热的黄酒，便足以让时光倒流。
“还记得在旧港，陈祖义那老小子摆下的鸿门宴吗？”王景弘呷了一口酒，脸上泛起红光，眼中却带着追忆，“郑公你当时稳坐钓鱼台，那气度，把那些海盗头子都镇住了！”
“还有锡兰山，那个亚烈苦奈儿，假仁假义，结果被咱们掏了老巢！”
“还有横渡印度洋那次，真是九死一生啊！要不是郑公和小哈桑他们……”
“那麒麟……唉，可惜了……”
话题总是不自觉地绕回到那片蔚蓝的海洋上。每一次回忆，都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却已破碎的瓷器，既有往昔的辉煌与温暖，更有现实带来的无尽怅惘与刺痛。酒酣耳热之际，兴奋的语调会渐渐低沉下去，最终化为一声声无奈的叹息。
“如今……怕是再难有那样的日子了。”一位老船长醉眼朦胧地趴在桌上，含糊地说道。
王景弘重重放下酒杯，看向一直沉默寡言、只是静静聆听的郑和：“郑公，难道我们……我们这些老兄弟，还有那些船，就真的只能在这里慢慢朽烂了吗？先帝的宏图大业，真的就这么……断了？”
郑和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窗外秦淮河上零星闪烁的渔火，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这南方的夜色，看到北方那座冰雪覆盖的京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他缓缓吟道，声音平静，“新帝有新政，意在休养生息，亦无可厚非。我等臣子，谨守本分便是。”
他的话听起来无可挑剔，但王景弘等人却能听出那平静之下深藏的无力与不甘。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微弱得几乎看不见。
然而，历史的走向，有时就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即位尚不足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竟骤然病逝于北京钦安殿。消息传到南京，举城震惊哀悼之余，一种微妙的政治空气再次开始流动。这位以“罢西洋宝船”着称的皇帝，其短暂统治的结束，似乎也让那道禁锢着海洋梦想的枷锁，出现了一丝松动的可能。
很快，年轻的皇太子朱瞻基在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翌年改元宣德。新帝登基，万象待新。朝堂之上，关于是否重启下西洋的争论，在沉寂数年之后，再次悄然兴起。支持者认为，先帝（仁宗）罢宝船乃权宜之计，如今天下渐安，正当效法太宗皇帝遗志，再扬国威于海外，亦可缓解东南沿海因贸易萎缩带来的一些压力；反对者则依旧高举“恤民力”、“节国用”的大旗，认为北虏威胁犹在，内政仍需投入，不应重启劳民伤财的远航。
这些来自北京的零星消息，如同投入古井的石子，在郑和看似平静的心湖中，漾开了一圈圈涟漪。他开始更加关注北方的邸报，与京中旧友的通信也频繁了些许。但他依旧谨慎，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下西洋之事，只是将那份日益强烈的期待与不安，深深压在心底。
这一日，南京飘着细密的冬雨。郑和正在守备府中批阅关于修缮孝陵卫营房的文书，门吏来报，称有北京来的使者求见，持有司礼监的关防。
郑和心中一动，面上却不露声色：“请至偏厅奉茶，我即刻便到。”
来到偏厅，只见一位身着青色宦官常服、面容精干、眼神清澈的年轻太监站起身来，恭敬行礼：“奴婢内官监少监侯显，奉皇爷密旨，特来拜见郑守备。”他口中称的是北京宫里对皇帝的称呼“皇爷”，而非南京官场惯用的“皇上”，细微之处，已显亲近与使命的特殊。
郑和屏退左右，侯显确认四周无人后，方才压低声音道：“郑公，皇爷让奴婢问您一句话，”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看向郑和，“‘海中诸番，可复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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