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校园，沐浴在二零零二年深秋的暖阳与落叶交织的金色光影里。梧桐大道上，学生们抱着书本匆匆而行，或三三两两聚在草坪上讨论，空气中弥漫着青春特有的、混合着书卷气与无限可能的蓬勃气息。在这片思想的沃土上，肖晓梦，这个来自一个特殊家庭的女孩，正以一种超越年龄的沉静与热情，悄然将她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记忆与责任，融入并点燃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公益之火。
她的宿舍书桌，紧靠着窗台，上面除了堆叠的社会学专业书籍和笔记外，还多了一摞特别的资料——那是“春苗基金会”早期的宣传册、项目简报，以及她自己在暑假里整理的父亲口述、母亲补充的、关于知青岁月和基金会成立初衷的详细记录。那本她亲手绘制的、记录父母故事的画册的复印稿，也时常被她拿出来翻阅，上面的每一笔线条，都仿佛与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遥相呼应。
晓梦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将大学仅仅视为获取文凭、谋求好职业的阶梯。社会学专业的训练，让她学会了以更宏观、更结构性的视角去审视社会问题，而她的家庭经历，则为这种审视注入了滚烫的血肉与情感。她深知，父辈那代人的苦难与坚守，不仅仅是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更是理解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的一把钥匙。而“春苗基金会”，则是将这把钥匙转化为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希望的载体。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同龄人看到、理解并参与到这份事业中来。
她的第一步，是成为基金会最年轻、也最特殊的“编外志愿者”。她并不直接参与基金会的日常行政或决策，那是父辈们耕耘的领域。她的“战场”，在大学的校园里。她利用课余时间，仔细研究基金会的宗旨和项目，将其精髓消化吸收，然后用属于“90后”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二次创造和传播。
她首先瞄准了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那是一个活跃的学生社团，经常组织各类公益活动，但大多集中在敬老院服务、社区环保、支教等常规项目。在一个周四晚上的社团例会上，轮到新成员发言时，晓梦站了起来。她没有丝毫怯场，走到讲台前，目光清澈而坚定地扫过在场的几十张年轻面孔。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社会学系一年级的肖晓梦。”她的声音清脆，带着一点点江南口音的柔软，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又与我们脚下这座城市、与我们父辈命运紧密相连的故事，以及一个正在发生的、关于记忆、责任与希望的实践。”
她并没有一开始就抛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些可能让同学们感到隔阂的历史名词。她先从自己的家庭讲起，讲述了父母如何在上海的弄堂里一起长大，如何被时代的洪流冲散，一个去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一个留在上海独自抚养孩子，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寻觅与误解，最终在二十多年后得以团聚。她的讲述，聚焦于个体的情感与命运，充满了细节——离别的火车站、北大荒刺骨的寒风、母亲灯下缝补的身影、父亲回城后疯狂的寻找……这些鲜活的故事，瞬间抓住了在场同学们的心。许多人的脸上露出了动容的神色。
然后，她才引入了“知青”这个背景，解释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如何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接着，她话锋一转，提到了父母和他们那一代许多知青，在步入人生后半程时，并没有沉溺于过往的伤痛或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安稳，而是选择将这份沉重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社会行动——“春苗基金会”应运而生。
她展示了基金会的标志，解释了“春苗”的寓意，简要介绍了基金会目前主要在做的两件事：帮扶生活困难的知青前辈，以及支持他们当年插队地区的农村教育。她特别提到了胜利村的新校舍，提到了李秀兰姑姑的儿子，那个因为基金会资助得以来沪求学的年轻人。
“同学们，”晓梦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带着一种真诚的感染力，“这个基金会，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关乎我们的父辈，关乎历史，更关乎现在和未来。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捐助，更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理解、关注和参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去传播这些故事，去扩大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帮助它更有效地运作。比如，我们可以组织同学，为基金会设计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宣传材料；我们可以利用寒暑假，到像胜利村这样的地方进行短期支教或社会调查；我们甚至可以协助基金会，建立更规范的志愿者档案和项目管理流程……”
她的发言，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激起了层层涟漪。会后，好几个同学围拢过来，好奇地询问更多细节，对基金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青志协的会长，一位大三的学长，当场表示可以将“支持春苗基金会”作为社团未来一个重要的、有深度的公益方向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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