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班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我站在宿舍楼下等德林，工装裤的裤脚还沾着夜班的机油。
远处车间轰鸣声像被按了暂停键，突然安静下来的厂区让人心慌。
领工资的喜悦，早就被凌晨三点的疲惫冲得七零八落。
“发愣呢？”
德林拍了下我的肩膀，他刚下白班，脸上带着疲惫。
“再不去，地摊该收了。”
公司门口早已摆满了地摊，煎、烹、冷、热，样样齐全。
味道吗？就那样，关键是便宜，很符合我们这种牛马人。
选了一个挂着王姐小抄的摊位，几个折叠桌已经支起来了。
塑料布上摆着几个搪瓷盆，炒好的土豆丝泛着油光，红烧肉在盆里堆成小山，苍蝇在周围嗡嗡地盘旋。
德林熟门熟路似地拉开小马扎：“来个回锅肉，再来个西红柿炒蛋，要冰啤酒。”
那个叫王姐的女人，锅铲在铁锅里翻得叮当响：“小伙子们，今天发工资啦？看你俩红光满面的。”
她往我碗里多舀了勺肉，“多吃点，夜班耗体力。”
啤酒瓶“砰”地打开，泡沫溅在桌腿上。
我灌了一大口，冰得牙床发麻，才敢开口：“德林，你说咱这辈子就这样了？”
德林正往嘴里扒饭，闻言顿了顿，米粒粘在嘴角：“不然呢？难不成还能当厂长？”
他笑了笑，可眼角的纹路没舒展开，“我爸在老家的砖窑厂干了十几年，每天三点一线，不也把我供出来了？”
我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车间，夜班的工友正排着队进厂，像一群被按了程序的机器人。
入职培训时，人事说“迪克厂是深圳的明星企业，好好干能当组长、当主管”。
可我看见的拉长是冯力，靠亲戚关系上位，整天琢磨着怎么克扣工资。
车间主任是个地中海，开会时唾沫横飞，说“年轻人要懂得奉献”，转头就把我们的加班费算成了“绩效奖励”。
“我不想像潘鹏那样。”我又灌了口酒，喉咙里火辣辣的。
“他在这里干了五年，工资涨了不到两百块，老婆孩子在老家，一年见一次面，他说她儿子都不认得他了。”
德林没说话，往我碗里夹了块肉。
他的工作稍好一点，每天对着流水线检查零件，眼睛熬得整天通红。
“你还记得刚来时，咱们两个在天桥说过的话吗？”德林突然问起。
“我当然记得。我们说，有朝一日也住在这高楼里，开着小汽车，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我将剩下的半瓶啤酒，一口气灌进了肚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悲愤的情绪压下。
德林笑着说:“别气馁，一切都会有的。”
风把我们的话吹得七零八落，却像种子一样落进了心里。
可现在，那粒种子好像被机油泡烂了。
“哎，每天在车间里重复同一个动作，放螺钉、按下机床手柄、取下零件，再检查是否合格，脑子像生了锈的齿轮，转不动一点别的念头。
上次给家里打电话，我妈说“隔壁邻居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也能挣三百”，我爹在旁边插了句“安稳就好，别折腾”。
安稳？我怕这种安稳，像温水煮青蛙，等发现不对劲时，早就跳不出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喝酒上了头，还是因为有德林陪着，我竟然一反常态的抱怨了很多。
“你看王姐，”德林朝摊主努了努嘴，“她以前在电子厂当拉长，手被机器轧了，才出来摆地摊。
现在每天挣的比组长还多，就是起早贪黑。”
我有些惊讶，德林竟然对王姐有这么多的了解。
王姐正好端着菜过来，听见这话笑了：“我这是没办法。你们年轻人有文化，将来肯定有出息。”
她擦了擦手上的油，“我儿子跟你一般大，在老家读大专，说毕业要来深圳找工作，我就盼着他别像我一样，靠力气吃饭。”
啤酒喝空了三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缩成一团。
有工友下班经过，熟稔地跟王姐打招呼，有人买个馒头边走边啃，有人坐下来点两个菜，抱怨着车间的事。
他们的脸大多被油烟熏得发黄，眼神里带着疲惫，可说起家里的孩子、地里的庄稼时，眼睛会突然亮起来，像黑夜里的星星。
“你说他们活得累吗？”我问德林。
“累。”他答得干脆。
“但他们知道自己要啥。潘鹏是为了俩孩子上学，王姐是为了儿子……。”
“飞哥那我们……我们是为了什么？”
我愣住了。
是啊，我为了啥？来深圳前，总觉得“不能一辈子待在老家”，可来了之后，又不知道该往哪走。
父亲说“找个稳定的工作”，我做到了；母亲说“别惹事”，我也做到了。
可心里那点不甘，像车间里的铁屑，时不时扎得人疼。
德林看我情绪不对，又打开了一瓶啤酒满上。
“兄弟，路还长着呢！相信我们一定不会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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