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李老板的布庄,门帘一掀,一股棉布的清香味扑面而来。店里的伙计正忙着搬布,布堆上贴着“国货”的红纸条,边角还沾着运输时的泥点。李老板坐在账台前,手里拨着算盘,眉头却皱得紧紧的,见朱成碧和陈玄进来,才放下算盘起身:“成碧,陈玄,你们可来了!这次的蓝布是从南通运过来的,路上被日军盘查了三次,耽误了好几天,还好伙计们机灵,说‘是给租界洋人做衣裳的’,才没被没收。”
他指着堆在墙角的蓝布,声音发沉:“不过今年的布价涨了三成——日军在长江口设卡,好多布商不敢运货,怕被抢,市面上的布少了,价就涨了。咱们能拿到这些,已经算幸运了,隔壁王记布庄,上次运布被日军扣了,到现在还没要回来。”
“涨价没关系。”朱成碧走过去,摸了摸蓝布——粗却厚实,织得密,适合做棉衣,“只要能给前线的弟兄们穿上暖和的棉衣,多少钱都值。李叔,这次要两百件,您能不能让伙计们先赶工?我们急着送,晚了,怕赶不上用。”
李老板点了点头,对着里屋喊:“小三子、阿明!你们把手里的活停了,先做棉衣!棉花用最好的,针脚密点,袖口和领口多缝两道线,别让风灌进去——这是给前线打鬼子的弟兄们穿的,不能马虎!”他转过身,对着朱成碧笑了笑,“成碧,你们放心,二十天内保证做好,到时候我让伙计们送到膳房,不用你们跑。”
从布庄回来,朱成碧和陈玄就忙着收拾后院的柴房。阿福和阿强搬柴火时,还哼着小调——是巷口卖唱的教的,虽然跑调,却透着股劲。朱成碧把旧棉衣找出来,有的领口破了,有的袖口磨烂了,她坐在小板凳上,用针线缝补,针脚不算特别齐,但很结实。陈玄在柴房里搭了个简易的灶台,用几块砖垒的,能煮热水,还能热粥。
傍晚时,就有三个难民住了进来:一个是早上遇到的老婆婆和她的孙子,叫小石头;还有个年轻媳妇,叫春桃,丈夫在长城抗战中牺牲了,她怀着三个月的身孕,一路乞讨来上海,鞋都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泡。朱成碧给他们端去热粥和冻豆包,春桃接过碗,眼泪掉在粥里,哽咽着说:“谢谢陈太太,谢谢陈老板……要是我家男人还在,也能穿上你们做的棉衣了……”
张婶这时也来了,手里拿着件刚缝好的小棉袄,是给小石头的:“孩子小,不禁冻,这件棉袄薄点,但里面塞了新棉花,暖和。春桃,你怀着孕,也得注意保暖,我明天给你带件旧棉袄来,虽然有点大,你裹着也能挡点寒。”
接下来的日子,朝歌膳房的援助渐渐成了常态,像灶上的粥,每天都得熬,不慌不忙,却从没断过。
每天天不亮,朱成碧就起来生火熬粥,小米、红豆、红薯,有什么就放什么,煮得稠稠的,能顶饿。粥快好时,她会在锅里掐道“暖身诀”,让粥能一直保持温乎气,就算难民来晚了,也能喝上热的。陈玄则早早就出去打探消息——有时候去码头,听船工说前线的事;有时候去报馆,找相熟的记者要份旧报,看看长城抗战的进展;有时候去杜先生家,问问物资运输的路线有没有变。
阿福和阿强每天上午送物资到救济站,板车上放着冻豆包、小米、草药,还有缝好的布巾。冻豆包是前一天蒸好的,用布袋子装着,怕冻硬了,袋子外面裹着棉絮;小米装在粗布口袋里,袋口缝着“朝”字;草药用油纸包着,藏在腌菜坛底——不是怕人查,是怕受潮。两个少年推着板车,走在巷子里,遇到难民要粥,就从桶里舀一碗;遇到小孩哭,就给个小点心——是朱成碧用剩下的面团做的小饼,烤得脆,孩子爱吃。
张婶每天都来膳房缝棉衣,有时候会带巷里的三个寡妇一起来——王婶、刘婶、赵婶,都是家里男人被日军害死的,日子过得苦,却愿意来帮忙。她们坐在后院的太阳底下,手里拿着针线,一边缝一边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盼着前线打胜仗,盼着鬼子早点被赶走,盼着能过上太平日子。张婶缝棉衣时,总爱在袖口缝个小布片,上面绣个“安”字:“给弟兄们求个平安,希望他们都能活着回来。”
李老板的布庄每隔十天就会送次布和棉花,有时候还会带些针线——是从乡下收来的,便宜,却好用。他每次来,都会坐会儿,喝碗小米粥,跟陈玄聊聊天:“最近租界里的日货越来越多了,好多人都买日货,说便宜,咱们的国货不好卖了。不过没关系,只要还有人需要棉衣,我就继续做,就算赔本,也得做。”
王师傅的钟表铺虽然不常来,但偶尔会托人送些修好的旧零件——是从前线退下来的电台零件,王师傅修好了,让他们转送给游击队。有次王师傅亲自来,手里拿着个修好的收音机:“这收音机你们留着,能听前线的消息,比看报快。我已经调好了频道,晚上八点,能听北平那边的广播,说的都是真事,不是报纸上那些糊弄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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