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碧和陈玄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河水缓缓流过，水面上倒映着晚霞，红彤彤的，像血的颜色。陈玄突然说：“要是没有战争就好了，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在上海开你的食肆，我就帮你挑水、劈柴，咱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朱成碧靠在他肩上，轻声说：“快了，胜利就快到了，到时候咱们回上海，把朝歌食肆重新开起来，还像以前一样，给难民们熬粥，给需要帮助的人温暖。”
没等他们从广岛原子弹的震撼中缓过神来，八月九日，又一个重磅消息传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跨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延安随即发出号召：“全国抗日力量立即发起总反攻，歼灭一切负隅顽抗的日军，解放全中国！”
那天晚上，朱成碧和陈玄跟着运输队，连夜把一批迫击炮炮弹送往东北边境的前线。路上漆黑一片，只能靠手里的马灯照明，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可没有人抱怨，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冲刺，只要坚持住，胜利就会到来。
走到半路时，他们遇到了一队关东军的溃兵。这些溃兵穿着单薄的军装，有的连鞋都没了，光着脚在地上走，脚后跟磨得血肉模糊。看到运输队，他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纷纷跪了下来，有的还举着空饭盒，用生硬的中文喊“给点吃的，我们不想打了”。陈玄让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分给他们，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日本兵，接过干粮后突然哭了，用日语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回家，我想我妈妈，我根本不想打仗……”
朱成碧看着这个和小石头年纪差不多大的士兵，心里突然很沉重。她想起松井，想起他在上海时说的“我只想带着家人回日本过普通人的日子”，这些士兵大多是被军国主义洗脑或强迫参军的，他们也是战争的牺牲品。陈玄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要让更多人知道，战争只会带来痛苦，和平才是最珍贵的。”
八月十五日那天，朱成碧和陈玄正在东北边境的一个小县城里，帮着八路军接收日军的物资。县城里的百姓们都在忙着打扫卫生，有的还在墙上刷“庆祝抗日胜利”的标语，空气中弥漫着期待的气息。突然，县城的广播响了，先是一阵嘈杂的电流声，然后传来一个陌生的日语声音——那是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广播声刚落，县城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百姓们从家里跑出来，有的敲着锣，有的打着鼓，有的把家里珍藏的红布拿出来，做成简易的红旗挥舞；八路军战士们举着枪，对着天空开枪，不是示威，而是压抑已久的庆祝；一个刚从前线下来的老兵，断了一条胳膊，却抱着枪坐在地上哭，边哭边喊“胜利了！俺们终于胜利了！鬼子投降了！”
朱成碧站在人群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她想起1941年冬天刚到上海时，在朝歌食肆当帮工，看到日军在街上抓人，心里满是恐惧；想起1942年夏天，跟着陈玄偷偷运炒面，被日军的巡逻艇追赶，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声，生怕被发现；想起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在食肆里偷偷庆祝，眼里满是希望的光；想起1944年离开上海时，周阿公拉着她的手说“一定要回来，食肆我给你们守着”……这四年多的日子，像一部漫长又艰辛的电影，有眼泪，有牺牲，有恐惧，却也有坚持，有温暖，有希望，现在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陈玄走到她身边，从怀里掏出块用油纸包着的芝麻饼——是她昨天特意烤的，还带着点温度。他把饼递给她，笑着说：“哭什么？该笑了，咱们赢了。”
朱成碧接过饼，掰了一块放进嘴里，芝麻的香混着麦面的甜在嘴里散开，眼泪却流得更凶了：“我是高兴……高兴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高兴那些牺牲的同志没有白死，高兴百姓们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了。”
九月二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那天上午，朱成碧和陈玄跟着前线的战士们，挤在临时救护所的收音机旁，听着来自太平洋的转播。当听到“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整个救护所都沸腾了，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还把帽子扔到空中，医护人员们也笑着哭了，手里的绷带都忘了缠。
之后的日子，他们忙着接收日军的物资，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朱成碧跟着医护队，给受伤的战俘治疗，给他们分发食物和衣服，有的战俘刚开始还很警惕，后来慢慢放下了戒备，有的还会用中文说“谢谢”。有个叫山田的日本军医，主动提出要帮忙治疗伤员，他说：“我知道我们犯了很多罪，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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