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的唐人街，终于有了松快的气息。电视店里的黑白屏幕上，反复播放着麦卡锡与美国陆军的听证会，那个曾让整个华人社群提心吊胆的“猎巫者”，被陆军律师当众质问“难道你连一点体面都没有吗”，脸色惨白如纸。周会长拿着刚出版的《侨报》走进公司，报纸头版标题是“麦卡锡势力受挫，胡佛局收缩监控范围”：“现在FBI的便衣撤了一半，不少人被调去盯军方的泄密案，留学生公寓楼下的岗哨也撤了，这是机会。”
话音刚落，老吴就来了，这次手里的信封上多了枚红色的“急”字。“总理的信，昨天刚到总领事馆，说有两件大事要托你们办。”老吴把信递过来，语气里带着难掩的激动，“国内和美国要在日内瓦开大使级会谈了，首项议程就是平民回国问题，钱学森同志的事有希望了。”
陈玄展开信纸，总理的字迹比1952年舒展了些，却仍透着紧迫：“陈玄、成碧同志：麦卡锡势颓，美国舆论转向，此乃送归学子之良机。今有两事相托，需妥办。其一，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同志研流体力学，其论文被美方列为‘机密’，近日得剑桥大学邀请赴英讲学，可借道英国转港归国。香港中华总商会已备妥假护照，姓名‘郭明远’，职业‘茶叶商人’，照片已通过华润公司转至旧金山。其二，国内航空工业起步，钱学森同志乃核心所需，中美大使级会谈将于四月在日内瓦举行，总领事馆将借会谈之机递交申诉，要求美方放行。可托埃德加·斯诺先生在美国媒体发声——斯诺昔年访延安，知我所求，亦愿为被困学子呼吁。切记，此时行事需‘快’亦需‘稳’：郭永怀同志离美当日，‘江海号’需在旧金山港鸣笛三次，若遇异常则鸣笛五声，总领事馆会派人在港口接应；钱学森同志处，勿直接联络，可令汤姆通过琼斯教授传递消息，告之‘国内已为其备妥力学实验室，只待君归’。国内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试产解放牌卡车，待钱学森同志归国，便可攻坚喷气式发动机。五年之期过半，诸君辛劳，国家铭记。伍豪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 于北京”
朱成碧看着“郭永怀同志”的名字，想起1951年那份藏在伞骨里的磺胺药片——当年是救急，如今是救国，一样的沉甸甸。“斯诺先生住在纽约，我明天就去联系他。”陈玄当即做了决定，“汤姆那边让他尽快找琼斯教授，确认传递消息的方式，不能出半点差错。”
转天，陈玄坐火车去了纽约，在斯诺的公寓里，这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听完留学生的困境，当即答应撰写文章：“我1936年在延安见过你们的同志，他们为国家奋斗的样子我记得清楚，现在这些孩子想回国建设，美国政府不该拦着。”一周后，《纽约时报》刊登了斯诺的评论《禁锢学者非美国之幸》，文中提到“数十名中国留学生被困美国，他们的研究本可造福人类，却因政治偏见被剥夺归国权利”，在学界引发不小反响。
郭永怀离美那天，朱成碧站在“荣记”杂货店的门口，望着旧金山港的方向。上午十点整，三声清脆的汽笛穿透薄雾，她知道，那是“江海号”发出的安全信号——郭永怀已经顺利登船。老杨从里屋走出来，递过一瓶酱油，瓶底贴着张小字条：“郭已登船，护照无误。”朱成碧把字条塞进兜里，抬头时，看见巷口的米勒正收起收音机，脸色比从前阴沉，却没再上前盘问。
这一年，共有十二名学子借道英国、墨西哥两国归国。当陈玄在账本上画下第十二个红圈时，香港华润公司发来电报：“郭永怀抵京，总理亲往机场迎接。”朱成碧把电报读给公司的老伙计们听，阿福笑得眼角起了皱纹：“咱们没白忙，这些孩子回去，国家就能造更多好东西了。”
1956年夏的旧金山，麦卡锡已病逝一年，美国对华留学生的管控虽未完全解除，却已无往日的严苛。陈玄站在“江海号”的驾驶舱里，看着最后五名学子走上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头发有些花白的钱学森，他穿着件灰色西装，手里攥着本《工程控制论》，扉页上的字迹朱成碧再熟悉不过，是总理的题字：“为国铸重器”。
三天前，老吴送来的总理第四封信，成了这五年航程的收尾。信纸是崭新的米黄色，字迹从容而有力：“成碧、陈玄同志：五年之约将满，诸君以血肉为桥，送归留美学子五十六人，其功至伟。钱学森同志获释，乃中美大使级会谈之重要进展，亦赖诸君数年铺垫。国内‘一五’计划即将收官，鞍钢高炉日产钢已达万吨，长春汽车制造厂每月驶出两百辆解放牌卡车，沈阳飞机制造厂已开始研制喷气式歼击机，此皆有归国学子之功。今剩最后五人，借‘江海号’直航香港即可——港英当局虽有试探，然华润公司已稳固港澳商贸渠道，接应无忧。昔年沪上雨雾，君等冒锋镝送药救亡；今旧金山晴空，君等渡重洋送才兴邦。五年艰险，终换归帆点点。若二位愿归国，国内已为君等备妥岗位：陈玄同志可赴交通部参与远洋航运规划，朱成碧同志可入外贸部协调侨商事务；若需留美继续联络侨胞，亦听君便。北京秋凉，香山红叶已渐红，盼君等归，共赏秋色，共话建设。伍豪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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