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斌在书房中静立了许久，直到窗外的天色由浓墨转为深蓝，启明星在天边悄然亮起。他最终没有选择立刻行动，而是将紫檀木盒锁进了书房内嵌的保险柜中，与他的军官证、一些绝密文件放在了一起。他知道，这件事必须谋定而后动，需要一个最稳妥的契机，一个最可靠的渠道。
几天后，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陈斌以拜访老首长的名义，驱车来到了那座位於大院深处、绿树掩映下的静谧小楼。老首长虽已退居二线，但门生故旧遍布体系，其洞察力与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
书房里，茶香袅袅。没有过多的寒暄，陈斌在将近日工作简单汇报后，话锋微转，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首长，最近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了一件……东西。”他斟酌着用词，“我觉得，事关重大，不敢擅专，特来请您掌掌眼。”
老首长放下手中的茶杯，浑浊却锐利的目光落在陈斌脸上，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陈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的并非木盒，而是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他打开文件袋，首先取出的是一份他自己亲笔书写、详细说明发现经过，ps：依照与儿子的约定，归于父亲遗物；及初步判断的报告。然后，他才小心翼翼地取出了那个紫檀木盒。
看到木盒的瞬间，老首长的眼神微微一凝。当陈斌当着他的面，戴上白手套，将盒中信笺取出、缓缓展开在他面前时，老首长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躯猛地前倾，一把抓过旁边的老花镜戴上，呼吸瞬间粗重了几分。
“这……这是……！”他的手指悬在信纸上方，微微颤抖，竟不敢直接触碰。他逐字逐句地读着，速度很慢，读到“湘江战后”、“盘尼西林”、“伍豪”等关键处时，嘴唇紧紧抿住，眼眶竟有些湿润了。他经历过那个年代，太清楚这封信背后代表着什么，也太熟悉这笔迹所承载的分量。
良久，他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声音沙哑而沉重：“陈斌……这东西，你确定是从你父亲遗物中发现的？”他的目光如鹰隼般锁定陈斌，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激动。
陈斌迎着他的目光，挺直脊背，语气沉痛而真挚：“是，首长。家父生前从未提及，若非这次彻底整理，恐怕真要湮没在尘埃里了。我想，这不仅仅是家父个人的荣光，更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是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如何处理，请您示下。”
老首长深深看了陈斌一眼，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人心。他没有追问那些无法、也无需深究的细节。重要的是这封信本身，以及它所揭示的、足以震动现有某些历史评价的卓越功绩。
“你做得对！”老首长猛地一拍沙发扶手，声音斩钉截铁，“这东西，太大了！绝不能匿而不报，也绝不能草率处置！”他沉吟片刻，眼神锐利，“这件事，你不要再经手任何人。东西放在我这里，我亲自来办。走最高渠道，直接呈报。”
陈斌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他知道，这一步走对了。
几天后，一场极其隐秘的鉴定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展开。来自中央办公厅和权威部门的、一个人数极少的专家小组悄然抵达。整个过程没有仪式，没有声响，却在平静的水面下激荡着惊雷。
鉴定地点并非官方机构，而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内部场所。笔迹专家在特制的静室内，利用带去的非接触式高精度扫描设备，将信笺上的每一个笔画与档案库中海量的周总理手稿样本进行毫米级的数字化比对。空气中只有仪器运行的微弱嗡鸣。
历史与档案专家则对着信的内容，调阅了大量尘封的、密级极高的原始档案电文、后勤记录、人员回忆录进行交叉验证。“湘江战役后的药品匮乏情况”、“遵义时期盐巴补给的具体记载”、“晋西北相关战役的战报与后勤清单”、“当时上海地下交通线的运作模式与代号”……所有细节，严丝合缝。
材料专家对信纸纤维、墨迹成分进行了微损取样分析，确认其年代特征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完全吻合，排除了任何后期伪造的可能。
最终形成的鉴定结论报告，措辞严谨、克制，却带着千钧之力：
“经综合鉴定，确认该信笺笔迹与周恩来同志同期笔迹高度同一；信中所涉历史事件、人物、时间节点均与现存档案记录相符；信纸张材质、墨迹成分符合当时特征。综上，该信件确系周恩来同志（化名伍豪）于1938年亲笔书写，致上海地下工作者陈玄、朱成碧同志，内容真实可信。”
这份报告，连同信的完整高清影印件及陈斌那份关于“发现过程”的报告，被装入一个绝密档案袋，由老首长通过特殊渠道，直接呈送到了几位核心领导的案头。
没有大规模的讨论，没有公开的程序。但在一个极小的、决定性的范围内，一场无声的风暴已然掀起。
数日后，一次关乎重要人事调整的高级会议上，在讨论到某个关键岗位人选时，一位知情的主要领导听完各方陈述，并未立刻表态，而是用舒缓而坚定的语气，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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