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又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屋舍：“再说这家家户户，人畜混居，猪圈鸡圈都在院子里，那个味道，那个苍蝇，是打扫一下就能没得的？光喊我们搞卫生，镇里能不能拨点款，帮我们把村路硬化一下？或者统一规划一下，把养殖区和人住的地方分开？光动嘴皮子，谁不会嘛！”
老犟叔这时也插话了，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口音，李腾勉强能听懂：“就是！地里的苞谷正要追肥，秧田里的草还没薅完，壮劳力都忙得脚底板朝天，哪个有闲工夫组织人去扫大街？就算组织起来了，工分怎么算？谁出这个钱？难道让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
一连串具体而尖锐的现实问题，如同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压向李腾。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理论、政策条文，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无法回答路怎么修，也无法解决劳动力不足和资金短缺的问题。他这才深切地体会到，上午王守礼主任所说的“村里的难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态度问题，更是资源、条件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交织而成的结构性困境。
他看着王富贵那张被晒得黝黑、写满疲惫和不耐烦的脸，看着老犟叔那漠然中带着固执的神情，忽然意识到，自己之前那种认为“通知到位即可”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在基层，政策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需要的是理解、沟通、协调，乃至妥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命令。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再重复那些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语气更加缓和：“王村长，老犟叔，你们的困难，我听到了，也……能理解一些。路的问题，养殖的问题，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不过这次检查，县里是统一行动，别的村肯定也在准备。如果我们石鼓村搞得特别差，被通报批评，面子上也不好看，可能还会影响村里以后争取别的项目，是不是？”
他观察着王富贵的表情，见对方虽然没有点头，但扇扇子的动作慢了下来，似乎在听，便继续说道：“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能不能先集中力量，把村部周围、还有主路两边比较显眼地方的垃圾、柴草堆清理一下？至少让检查的队伍过来，第一眼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劳动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动员在家的妇女、老人，稍微搞一下？就当是忙里偷闲，活动活动筋骨。”
他没有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给出了一个看似可以操作的、最低限度的建议。这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务实。
王富贵盯着李腾看了一会儿，似乎没料到这个“小年轻”没有跟他硬碰硬地讲大道理，反而说出了几句还算“接地气”的话。他脸上的烦躁之色稍减，蒲扇在胸前缓缓摇动。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把胸中的郁结都吐了出来，“小李同志，不是我们不听镇上的招呼，实在是……难啊。”他的语气软化了一些，“你说的，也不是不行。主路两边，还有村口那块大石头旁边，堆的烂柴火和垃圾确实有点不像话。清理一下，也行。”
老犟叔也嘟囔了一句：“妇女老人……能顶啥用哦。”
但气氛显然比刚才缓和了不少。王富贵站起身，走到门口，朝外面喊了一嗓子：“二娃！去，敲钟，叫在家的，能动弹的，都到村口集合，带上家伙事，打扫卫生！”
外面有人应了一声。
王富贵转回身，对李腾说：“行了，小李同志，你的话带到了，我们也开始动了。你回去跟王主任说，我们石鼓村尽量不给他丢脸。不过这也就是应付检查，长远看，不解决根本问题，啥用没有。”
李腾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站起身：“谢谢王村长支持！我回去一定把村里的实际困难向领导反映。”
目的达到，李腾不便久留，便起身告辞。王富贵这次把他送到了门口，态度比之前客气了不少。
推着自行车走出石鼓村，回望那片在夕阳余晖中更显破旧的村落，以及村口那些正在慢吞吞集合、拿着各式简陋工具的妇女和老人，李腾的心情复杂难言。他没有感受到多少完成任务的成功喜悦，反而充满了沉重的思考。
他亲眼看到了政策在最终端的执行是如何的艰难和打折，看到了基层干部夹在上级压力和群众现实之间的两难处境，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王守礼主任那种看似刻板、实则蕴含着对基层深刻体察的办事风格。
这一次独自下村的经历，像一把粗糙的锉刀，磨掉了他身上不少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书生气，让他对“何以为官”这四个字，有了更为具体，也更为沉重的初步认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谈何容易？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和笔杆子，更是深入泥土的理解、面对复杂现实的智慧，以及一种在理想与妥协之间寻找平衡的、近乎煎熬的耐心。
他蹬上自行车，朝着来路返回。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崎岖的黄土路上。前方的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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