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的十一月，已经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夜里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五度。那种冷，不是南方人能想象的冷,是那种呼出的气瞬间就能结成冰碴子的冷，是那种尿出来的尿还没落地就冻成冰柱的冷，是那种手指在外面暴露超过十分钟就会失去知觉的冷。
《冰血长津湖》剧组在这片冰天雪地里，已经坚守了整整两个月。
所有人的脸上，都被寒风吹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嘴唇干裂得像树皮，手上的冻疮一层叠一层，有些工作人员的耳朵都冻伤了，肿得像两个紫茄子。
但没有人喊苦，没有人叫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拍的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是在用镜头，去还原那段真实的、惨烈的历史，去致敬那些在真正的长津湖战役中，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了美军钢铁洪流的英雄。
今天，是拍摄进入最后阶段的第一天。接下来的半个月，剧组要完成全片最艰难、也最惨烈的部分——长津湖战役总攻。
清晨六点，天还没亮，片场就已经热闹起来。
美术组的师傅们，正在用炸药和道具，将昨天还完好的阵地，炸得满目疮痍。他们要营造出一种经历了数天激战后的战场氛围，每一处弹坑、每一道战壕、每一堆碎石，都要符合真实战场的样子。
爆破组的老师傅蹲在地上，用卷尺仔细测量着每一个炸点的位置，嘴里还叼着一根烟，眯着眼睛计算着爆破的当量和时间差。
道具组的小姑娘们，正在给几百套志愿军棉服，一件一件地，做旧、打补丁、涂抹假血。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却依然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
有个小姑娘拿着一件棉服，对着参考照片看了半天，然后用刀子在衣服上划了几道口子，又用黑色的颜料涂抹上去，模拟出被炮火烧焦的痕迹。
化妆组的老师们，更是忙得脚不沾地。他们要给两百多个群众演员，画上各种各样的伤效妆——有的是被子弹打穿的血洞，有的是被炮弹炸伤的焦痕，有的是被冻伤的紫黑色皮肤。
每一个妆容都要逼真，都要经得起镜头的考验。化妆师李姐是个四十多岁的老手艺人，她蹲在一个年轻演员面前，用特效胶在他脸上粘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又用假血仔细地涂抹，边做边说：小伙子，待会儿拍的时候别笑，这伤口可是致命伤，你得演出那种痛到极致反而麻木的感觉。
李红星一大早就起来了。他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一个人，穿着那身已经陪伴了他两个月的、破旧的志愿军棉服，站在片场的最高处，看着眼前这片被白雪覆盖的、即将变成战场的土地。
晨光还没有完全升起，天地间一片灰蒙蒙的。远处的山峦在雪雾中若隐若现，近处的树木被积雪压弯了腰，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灌进肺里，带着一股刺骨的疼痛,却让他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
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个装着赵铁山班长军功章的小木盒。这两个月来，这个木盒一直贴身放在他的口袋里，每当他感到疲惫、感到寒冷、感到想要放弃的时候，他就会摸一摸这个木盒，想一想那些真正在长津湖战场上战斗过的英雄们。
他们当年，面对的是真正的子弹，真正的炮火，真正的死亡。而自己，只不过是在拍一部电影，只不过是在模拟那种环境。自己有什么资格喊苦，有什么资格喊累？
红星。
身后传来吴惊的声音。李红星转过身，看到吴惊穿着一件厚重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朝他走了过来。吴惊的后背虽然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但走路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有些不太自然。
吴惊老师，您的伤……李红星有些担心地看着他。
没事，皮外伤，早好了。吴惊把馒头塞到他手里，吃点东西，今天有硬仗要打。我刚从冯导那边过来，他说今天要连拍三天三夜，所有人都要做好准备。
李红星咬了一口馒头，馒头还是热的，但在这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里，咬下去的瞬间，外皮就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嚼着馒头，问道：三天三夜？那大家的身体吃得消吗？
吃不消也得吃消。吴惊看着远处正在忙碌的剧组人员，声音低沉，冯导说了，这场总攻戏，是全片的核心，是灵魂。他要拍出当年志愿军战士们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要拍出那种明知道会死，也要冲上去的悲壮。这种戏，不能分开拍，必须一气呵成，否则那股劲儿就散了。
李红星点点头，他理解冯导的用心。战争不是儿戏，不是拍几个镜头、摆几个姿势就能表现出来的。
真正的战争，是连续的、残酷的、不给人喘息机会的。只有让演员们也体验到那种极限的疲惫、极限的寒冷、极限的压力，才能演出真正的战争。
走吧，冯导叫我们过去开会。吴惊拍了拍他的肩膀。
两人一起走向片场中央的临时指挥部。那是一个用帆布和木头搭建的简易帐篷，里面生着一个小火炉，但依然冷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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