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的尘埃落定，如同为意大利在地中海两岸的新领地盖上了国际认可的印章。然而，亚历山德罗深知，条约上的墨迹未干，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纸面上的主权转化为切实有效的统治。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与克里特岛，这两块几乎同时到手却风情迥异的土地，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治理难题。在罗马首相府的统筹下，一套因地制宜的“双轨治理”策略被迅速推行开来。
爱琴海明珠：克里特岛的怀柔同化。克里特岛的局势相对明朗，岛屿面积有限，地理上易于控制，且岛上占多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期怀有抵触甚至仇恨情绪。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在巧妙的宣传包装下，某种程度上被部分当地人视为一种“解放”。
亚历山德罗为此定下了“怀柔、同化、整合”的基调。战后，大部分意大利舰队和主力陆军部队陆续撤离，只留下少量精锐部队驻守主要港口和战略要地，主要负责对外防御和象征性的威慑，避免给当地人造成强烈的占领军压迫感。
真正的统治核心转移到了文官政府手中。一位被任命为“克里特高级专员”的资深政治家，带着一批精心挑选的行政、法律、经济官员抵达干尼亚。他们迅速接管了岛上的行政管理权。
治理的第一步是兑现承诺。奥斯曼时代繁重的税赋被大幅削减，尤其是针对农民和中小商人的苛捐杂税被废除，此举迅速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好感。意大利当局宣布尊重并保护东正教会的财产和信仰自由，甚至拨出款项资助修复在战火中受损的教堂，这一举措有效地安抚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教会阶层。
更重要的是自治权的下放。按照亚历山德罗的指示，克里特岛成立了地方咨议会。议会的部分席位由意大利高级专员任命（多为亲意的当地名流和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由各地区通过有限选举产生（财产和文化程度有一定要求）。议会被赋予了处理地方教育、公共工程、低级司法和税收分配等内部事务的较大权力，给人一种“自治”的真实感，虽然国防、外交、财政大权和最终否决权仍牢牢掌握在意大利高级专员手中。
为了巩固统治基础，意大利人大量招募当地人进入基层警察部队和低级行政部门。这些本地雇员不仅能更好地与居民沟通，执行政策，其薪水也成为了拉拢当地家庭、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他们穿着意大利风格的制服，维护着“意大利秩序”，无形中成为了新统治体系的宣传员和稳定器。
与此同时，经济和文化纽带迅速加固。科斯塔集团的商船频繁往返于意大利半岛和克里特之间，运来廉价的工业品、建材和家具，收购优质的橄榄油、葡萄酒和葡萄干，岛上的经济生活逐渐与意大利市场绑定。来自意大利的教师被派往岛上，开始在学校里推广意大利语教学（与希腊语并行），传播意大利文化。甚至开始有计划地鼓励少量意大利本土移民（主要是手工艺人、教师、商人）前来定居，与当地人混居。
到1878年7月，克里特岛的表面秩序已基本恢复，甚至显得比奥斯曼统治时期更为繁荣有序。街头虽仍有意大利士兵巡逻，但气氛相对缓和。干尼亚的咖啡馆里，开始能见到意大利官员与当地头面人物交谈的场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算计的、脆弱的认同感正在慢慢滋生。亚历山德罗收到报告，对此表示谨慎的满意，但他知道，要真正融化历史的隔阂，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持续的利益输送。
北非沙海：利比亚的铁腕与羁縻。与克里特岛相比，利比亚的治理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更为复杂、艰难且充满血腥味。这里的部落社会结构根深蒂固，伊斯兰文化占据绝对主导，沙漠环境恶劣，且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和历史联系更为紧密。
亚历山德罗为此制定的策略是“沿海直接控制，内陆间接统治，武力为后盾，分化拉拢为主”。
在的黎波里、班加西、胡姆斯等沿海城镇，意大利仿照突尼斯模式，设立了强有力的“利比亚军政府”，由总督统辖文武大权，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意大利正规军牢牢控制着所有港口和城镇，工兵部队加紧修复和扩建港口、兵营、道路和电报线路，将这些沿海据点打造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和统治核心。统治阶层几乎全是意大利人，从总督到税务官，再到警察局长。但在基层，也开始有限度地雇佣一些愿意合作的当地头面人物或其子弟担任翻译、低级办事员和警察，利用他们来管理本地居民，征收税赋（税率较奥斯曼时期有所降低，但征收更有效率）。
对于广袤无垠、部落林立的内陆地区，意大利人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直接军事占领和行政管理在此地成本高昂且不现实。奥斯曼帝国在签署和约后，虽表面上停止了对反抗部落的支持，但仇恨和抵抗的火种并未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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