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月的第勒尼安海，天气变幻莫测。清晨还是一片碧波如镜，临近正午时，海平线上已悄然堆起铅灰色的云团，预示着将有一场春季风暴。然而，此刻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并非天气，而是两支正在这片广阔水域对峙的庞大舰队。
意大利皇家海军年度春季大演习——“海神之怒”，正进入高潮阶段。“蓝方”舰队由六艘主力战列舰（包括两艘最新服役的“意大利”级）、四艘大型装甲巡洋舰以及十余艘驱逐舰、鱼雷艇组成，旗舰是战列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号。“红方”舰队则由剩余的四艘战列舰（稍旧型号）、六艘防护巡洋舰及同样数量的辅助舰艇组成，旗舰是战列舰“罗马”号。
演习裁判船“闪电”号（一艘改装的高速邮轮）上，聚集了海军部所有高级将领、观察员，以及几位特邀的内阁成员。新任海军大臣卡洛·米拉贝洛（一位资深外交官和行政官员，亚历山德罗特意提名，标志着海军大臣从此由文职担任，旨在平衡军权）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神情专注。不远处，亚历山德罗·科斯塔首相披着海军大衣，面容平静，目光却锐利地扫视着海面。
按照传统推演，拥有数量和吨位优势的“蓝方”应该占据上风。演习开始后，“蓝方”也确实气势汹汹地展开战斗队形，试图凭借重炮火力与“红方”决战。然而，从上午开始，海况逐渐变差，风浪增大，能见度下降。“红方”舰队指挥官、海军中将费拉里（一位以战术灵活着称的老将）似乎放弃了正面交锋，他的舰队利用云层阴影和渐起的海浪，巧妙地分散、隐藏，偶尔派出高速巡洋舰骚扰“蓝方”侧翼，然后迅速消失在波峰浪谷之间。
“蓝方”指挥官有些焦躁，频繁用旗语和灯光信号尝试联系分散的驱逐舰进行侦察，并调整主力阵型，但在恶劣天气和“红方”的干扰下，通讯效率低下，阵型转换缓慢。
“看来，‘红方’打算利用天气拖延，消耗‘蓝方’的燃料和士气。”米拉贝洛伯爵放下望远镜，对亚历山德罗说道，“很聪明的避战策略，但最终还是要靠火炮说话。”
亚历山德罗没有回应，他的注意力似乎不完全在海面舰船上。他看了一眼腕表，又瞥向“闪电”号上一个被帆布半遮盖、天线高耸的舱室——那里安装着海军实验性的远程无线电发报机。
下午两点，风暴前锋抵达，雨幕倾泻而下，能见度降至不足两海里。海浪剧烈起伏，即使是万吨巨舰也颠簸不已。所有人都认为演习将被迫暂停或进入混乱的近距离缠斗。
就在这时，“闪电”号无线电室内，操作员戴着耳机，全神贯注。一份高度加密的电文正从亚历山德罗直接控制的一个绝密岸基指挥站（模拟最高统帅部）传来。电文内容经过复杂的密码本转换，变成了一串看似无意义的字母。
几乎同时，“红方”舰队旗舰“罗马”号的无线电室（同样装备了实验性接收设备）也收到了信号。专门的译电员飞快地工作，几分钟后，一份清晰的命令被送到了费拉里中将手中。
命令只有简短几句，包含一组坐标、一个时间点、以及各舰的精确行动指令。
费拉里中将眼中精光一闪，毫不犹豫地下令：“全舰队，执行‘雷霆’方案。关闭所有外部灯光，保持无线电静默，按预定航线，全速前进。”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风雨交加，能见度极低，“红方”原本看似分散、各自为战的舰只，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精准操控，开始向一个共同的海域汇集。它们巧妙地避开了“蓝方”派出的侦察舰艇可能经过的航道，穿行在雨幕和浪涛中。
而在裁判船“闪电”号上，亚历山德罗面前摊开的海图上，参谋人员根据“红方”舰只最后被目击的位置和速度，用铅笔画出了几条推测的航线，它们杂乱无章，显示“红方”可能已陷入混乱或分散。
“首相阁下，‘蓝方’指挥官请求暂停演习，或延长侦察时间。”一名参谋报告。
亚历山德罗摇摇头：“战争不会因天气暂停。通知‘蓝方’，演习继续，他们必须依靠现有情报做出判断。”
下午三点二十分。“蓝方”舰队主力正在一片相对平静的海域调整队形，指挥官判断“红方”已无力组织有效进攻。突然，了望哨发出了凄厉的警报。
风雨稍歇的间隙，在“蓝方”舰队左舷不到八千米处——几乎是理想的主炮射击距离——一支完整的、阵型严整的舰队如同幽灵般从雨幕中浮现，正是“红方”主力。六艘战列舰和巡洋舰早已完成抢占“T”字横头的机动，黑洞洞的炮口齐齐指向“蓝方”纵队的中段。
“不可能！”“蓝方”旗舰上一片惊呼。这个距离，这个阵位，在当时的天气条件下，简直是神迹。除非“红方”事先知道“蓝方”的精确位置和航线，并且能协调所有舰只在恶劣海况下完成复杂的静默集结与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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