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条约》的墨迹在罗马首相府的保险柜里尚未干透，整个意大利国家机器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如同上紧发条的钟表，开始朝着一个全新的、危险的方向秘密运转。
战略会议室的空气混浊，却弥漫着一种近乎亢奋的紧张。亚历山德罗没有展示条约文本——那是最高机密，只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的脑子里——但他传递的信息明确无误。
“先生们，”他的目光扫过军方首脑和内阁核心，“我们与协约国的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方已原则上同意，在战后满足我们关于国家统一与安全的核心诉求。作为交换，我们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总参谋长迪亚兹身体前倾：“阁下，义务是……”
“在东南方向，对奥匈帝国，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时间表：三个月内。”亚历山德罗的声音斩钉截铁。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明确的参战时间表，仍让人心悸。
“迪亚兹，”亚历山德罗点名，“总参谋部立即更新并完善‘A方案’（对奥作战计划）。重点：伊松佐河前线如何加强并转入牵制性进攻？阿尔卑斯山防线如何固守并伺机突破？巴尔干战场如何与希腊夹击保加利亚，取得决定性突破？我需要一份详细的兵力调配、物资需求和第一阶段作战目标清单，一周内。”
“是，阁下！”迪亚兹眼中闪过军人的锐气，沉声应道。
“波利奥大臣，”亚历山德罗转向陆军大臣，“即刻启动秘密扩军程序。以‘加强边防、应对潜在威胁’为名，征召预备役人员，规模……先增加十五个师。装备和训练必须同步跟上，尤其是火炮和机枪。不要引起太大社会震动。”
“米拉贝洛大臣，海军进入一级战备。主力舰队准备前出，确保亚得里亚海制海权，掩护可能的登陆行动，并防范奥匈舰队偷袭。与英国地中海舰队建立秘密联络渠道。”
一道道命令迅速下达。财政大臣路易吉·佩斯卡托雷开始筹划特别战争债券；内政大臣着手制定国内治安和反间谍强化方案；军情局的网络全力开动，监视国内亲德奥势力的动向，并加强对奥匈军情的刺探。
与紧锣密鼓的军事准备同步的，是经济与舆论的悄然转向。
科斯塔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率先“嗅到风声”。流向德奥的信贷闸门被无声关闭，尚未交付的“民用物资”订单被以各种“不可抗力”理由延迟或取消。相反，对英法的出口，特别是船舶、卡车、军服、罐头食品等，被提到最优先等级。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港口，悬挂协约国旗帜的货轮变得格外繁忙。
在舆论场上，变化更加微妙而深刻。几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报，开始调整论调。关于奥匈帝国境内意大利同胞“遭受压迫”的历史文章被重新刊登；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中的“英勇抵抗”得到更多同情式报道；对法国“为自由而战”的描绘充满敬意；甚至对远在大洋彼岸宣布参战的美国，也给予了“新世界力量扞卫旧世界原则”的积极评价。
同时，一些关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战”造成中立国平民伤亡（特别是提及可能影响意大利航运）的“客观报道”开始出现。关于奥匈帝国军队“野蛮”和“低效”的段子，在咖啡馆和沙龙里悄然流传。
风向在变，嗅觉灵敏的政治阶层和普通市民都感受到了。股票市场上，与军工、航运相关的股票开始悄悄上涨。议会里，统一党议员们被要求统一口径，在谈及国际形势时强调“意大利的核心利益”和“动态平衡的必要性”。
然而，亚历山德罗深知，最终推动国家走向战争，需要一场正式的、合法的议会授权。而这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斗争。
七月初，在一次仅有四五名绝对心腹参加的绝密会议上，话题转向了更深的层面。
“条约的领土条款，足以说服大多数议员和民众。”索尼诺分析道，“民族统一的大义名分，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但反对声肯定会有——来自残余的亲德派、极端和平主义者、以及担心战争代价过于高昂的谨慎派。”
“那就用舆论淹没他们。”亚历山德罗冷冷地说，“未来一个月，我要看到所有主要报纸、杂志、广播，开始系统性地、循序渐进地阐述几个主题：第一，奥匈帝国是我们历史与民族上的敌人；第二，此次战争是决定欧洲乃至世界未来秩序的终极较量，意大利不能缺席；第三，等待与观望的时机已经过去，现在是行动的时候；第四，我们有能力赢得胜利，并获取应得的回报。”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在推动议会表决前，我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危机，或者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军情局要留意，奥匈方面在边境或海上，是否有任何可供利用的挑衅行为。如果没有……或许我们需要帮助制造一点‘摩擦’。”
心腹们心领神会。这就是政治，为了更大的目标，有些手段必须在阴影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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