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的意大利北部前线，空气中弥漫的味道很复杂——有秋日山林的腐叶气息，有未散尽的硝烟味，还有某种……躁动的期待。
在精心伪装的阿尔卑斯山地下指挥所里，亚历山德罗——如今已是身着特制军礼服、肩披深蓝色绶带的凯撒一世——正俯身在地图桌上。巨大作战地图上，代表意军和协约国联军的蓝色箭头，已在巴尔干半岛和伊松佐河流域形成了巨大的钳形。
“保加利亚人投降，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总参谋长阿曼多·迪亚兹将军用教鞭点着地图南部，“通往维也纳的大门已经敞开了一半。现在，整个奥匈帝国的南翼都暴露在我们面前。”
陆军大臣波利奥补充道：“情报证实，奥匈确实尝试过秘密和谈，但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尤其是允许其境内各民族‘自决’——直接动摇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根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于1916年去世，其侄孙卡尔一世继位）不敢签，也签不了。”
亚历山德罗直起身，目光扫过指挥所里聚集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中有在皮亚韦河防御战中成长起来的少壮派，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是1917年时的惶恐或疲惫，而是压抑着的、渴望复仇和胜利的火焰。
“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流血，直到流干最后一滴。”亚历山德罗的声音在混凝土工事里回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们加快这个过程。”
他走到另一幅更详细的战区图前：“过去三个月，我们在巴尔干方向做得很好。以协约国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我们让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甚至从非洲调来的几个殖民地步兵军，在广阔的战线上不断发起师团级别的攻势。目的不是突破——虽然也取得了进展——而是消耗，是牵制，是让维也纳不得不把最后能动的预备队，一勺一勺地填进塞尔维亚的群山和罗马尼亚的平原这个无底洞。”
迪亚兹接话：“同时，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和皮亚韦河正面，集结了超过九十个师的兵力，完成换装和补充。士兵们休整充分，弹药堆积如山，新到的装甲车和飞机也完成了适应性训练。我们像一张拉满的弓，但箭一直没射出去。对面的奥匈军队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敢抽调兵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南线被一点点撕开。”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亚历山德罗的手指重重按在维托里奥威尼托地区，“南线吸引注意力，正面积蓄力量。现在，弓弦已经绷到了极限，箭也该射出去了。”
他转向众人，语气转为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我批准‘曙光’作战计划。总攻发起时间：10月24日。主攻方向：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目标：不是击退，不是击溃，而是歼灭奥匈帝国在意大利战线的野战军主力，彻底打断它的脊梁。”
指挥所里一片肃静，只有发电机低沉的嗡嗡声。
“陛下，”迪亚兹谨慎地问，“西线方面……福煦元帅的反攻进展神速，德军正在全面后撤。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德军崩溃更彻底，以免……”
“不。”亚历山德罗摇头，“正因西线德军败退，奥匈军心才会更加动摇，但他们也可能在西线压力减轻后获得喘息，甚至从东线抽调残部回防本土。我们必须抓住这个窗口期，在奥匈帝国这栋破房子自己彻底垮掉之前，亲手推倒它最重要的一堵承重墙。我们要的不仅是胜利，更是属于意大利的、决定性的胜利。要在谈判桌上拿到我们应得的一切，战场上的表现必须无可争议。”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而且，我们不能把所有荣耀都让给福煦和潘兴（美军指挥官）。意大利需要一场自己的‘马恩河’或‘亚眠’。”
就在意大利紧锣密鼓准备最终一击的同时，奥匈帝国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正以惊人的速度下沉。
在维也纳，粮食配给已降至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街头的抗议从要求面包变成了要求和平，进而变成了要求“匈牙利独立”、“捷克自由”、“南斯拉夫自治”的口号。前线的士兵收到了家里充满绝望的信件，开小差的人数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无法遏制的潮水。
10月1日，一则爆炸性消息通过无线电和秘密渠道传遍世界：捷克政治领袖在巴黎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并得到协约国承认。这就像第一块被洪水冲垮的堤坝石块。
10月6日，更大的崩塌发生：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代表集会，宣布脱离奥匈帝国，成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帝国南部彻底碎裂。
消息传到前线，奥匈军队中那些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籍的士兵，仅存的一点为“帝国”而战的理由也烟消云散。军官们发现，命令越来越难以执行，士兵们聚在一起用本民族语言低声交谈，眼神躲闪。
在维托里奥威尼托防线上，一位奥匈帝国老上校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我们还在挖掘战壕，但心里知道，我们要防守的已经不再是一条军事防线，而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帝国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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