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919年的新年是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到来的。街头巷尾仍可见庆祝胜利的褪色标语，面包店前排队的人群却比战时短不了多少。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困顿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时挤进了这个半岛国家。
奎里纳莱宫的书房里，壁炉的火光映照着亚历山德罗·凯撒一世沉静的面容。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文件：左边是1915年的《伦敦条约》秘密条款副本，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达尔马提亚海岸、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部分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保护国地位等字样；右边则是外交部汇总的、来自巴黎的最新电报摘要，字里行间透着英法外交官闪烁其词的暧昧与隐隐的推诿。
“他们开始后悔了。”亚历山德罗的声音不高，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预料到的事实，“当奥匈帝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轰然倒塌，盟友就变成了分赃的对手。英国人担心我们过于强大，会威胁他们在东地中海的利益；法国人想拉拢新生的南斯拉夫人，对抗德国在东欧的影响力；美国人……”他拿起一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原则”的传单，轻轻抖了抖，“这位理想主义的教授认为民族自决比一纸战时密约更重要。”
侍立一旁的外交大臣西德尼·索尼诺，这位以冷峻务实着称的外交官微微颔首：“陛下洞察。巴黎传来的风声很不妙。劳合·乔治私下对法国人说，意大利在战争中的贡献‘值得赞赏，但不应过度补偿’。克里孟梭则更直接，他认为意大利对达尔马提亚的要求是‘过分的’，会制造新的民族矛盾，不利于欧洲稳定。”
亚历山德罗站起身，走到巨幅欧洲地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东岸那片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上。那片土地凝聚了意大利人几个世纪的渴望和一年的血泪。
“我必须亲自去巴黎吗？”他像是在问索尼诺，又像是在自问。
“陛下，我认为不妥。”索尼诺谨慎而坚定地回答，“首先，各国国王均未亲自出席，这是首相和外长级别的会议。其次，国内局势需要您坐镇。战后复员、经济转轨、社会安抚，千头万绪。第三……”他顿了顿，“谈判很可能变得丑陋，需要有人能做出强硬姿态，甚至必要时以‘退出谈判’相威胁。作为国王，您亲自出面会失去回旋余地，而一位首相或全权代表则可以有更多的战术灵活性和‘抗命’空间。”
亚历山德罗沉吟片刻，点了点头。索尼诺的考虑符合他一贯的实用主义。“那么，谁代表意大利去签这份可能‘不完美’的条约，同时承受国内的压力？”
“我推荐路易吉·佩斯卡托雷。”索尼诺早有准备，“他是政府首相兼任财政大臣，性格温和，善于协调，在党内和各派系中口碑很好。由他出任代表团团长兼名义上的首席代表，可以展现我们的合作姿态，安抚国内温和派和英法的戒心。”
“但他缺乏外交上的锋芒。”亚历山德罗指出。
“所以，”索尼诺眼中闪过一丝锐光，“由我担任代表团实际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兼任副团长。佩斯卡托雷阁下负责表面的协调与礼仪，我负责实质的交锋与博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已拟好名单：包括顶尖的国际法专家、军事顾问、经济专家，还有几位在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有过实地经验的殖民地官员。我们需要一个既能据理力争，又能灵活周旋的团队。”
亚历山德罗看着索尼诺，这位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外交干将，脸上是那种准备踏入角斗场前的冷静与专注。“很好，就这么办。授予佩斯卡托雷首相代表团团长头衔，负责日常协调，但巴黎的一切以你的判断为准。我会通过加密电报与你们保持直接联系。”
他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伦敦条约》上：“索尼诺，记住我们的底线：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半岛，这些核心‘未收复领土’必须百分之百拿回，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是战争合法性的根基。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岛屿，尤其是扎达尔、斯普利特、科托尔湾，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这是《伦敦条约》的承诺，也是未来海军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关键。至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内陆……”他停顿了一下，声音转冷，“如果英法执意要扶植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南斯拉夫）作为他们在巴尔干的棋子，我们可以做出‘让步’，但必须有等价的、其他地方的利益交换。”
“陛下的意思是？”
“中东，石油。”亚历山德罗吐出两个词，“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巴尔干是武器，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也可以是武器。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我们可以支持他们的‘自决’，然后从他们‘独立’后的新国家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中东的石油特许权，波斯湾的港口租借地，阿拉伯的某种特殊地位。英国人想要中东？可以，但必须分我们一杯羹，作为对我们在欧洲‘让步’的补偿。把谈判的棋盘扩大，从亚得里亚海扩大到地中海东岸，甚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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