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1919年的新年是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到来的。街头巷尾仍可见庆祝胜利的褪色标语,面包店前排队的人群却比战时短不了多少。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困顿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时挤进了这个半岛国家。
奎里纳莱宫的书房里,壁炉的火光映照着亚历山德罗·凯撒一世沉静的面容。他面前摊开着两份文件:左边是1915年的《伦敦条约》秘密条款副本,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达尔马提亚海岸、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部分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保护国地位等字样;右边则是外交部汇总的、来自巴黎的最新电报摘要,字里行间透着英法外交官闪烁其词的暧昧与隐隐的推诿。
“他们开始后悔了。”亚历山德罗的声音不高,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预料到的事实,“当奥匈帝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轰然倒塌,盟友就变成了分赃的对手。英国人担心我们过于强大,会威胁他们在东地中海的利益;法国人想拉拢新生的南斯拉夫人,对抗德国在东欧的影响力;美国人……”他拿起一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原则”的传单,轻轻抖了抖,“这位理想主义的教授认为民族自决比一纸战时密约更重要。”
侍立一旁的外交大臣西德尼·索尼诺,这位以冷峻务实着称的外交官微微颔首:“陛下洞察。巴黎传来的风声很不妙。劳合·乔治私下对法国人说,意大利在战争中的贡献‘值得赞赏,但不应过度补偿’。克里孟梭则更直接,他认为意大利对达尔马提亚的要求是‘过分的’,会制造新的民族矛盾,不利于欧洲稳定。”
亚历山德罗站起身,走到巨幅欧洲地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东岸那片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上。那片土地凝聚了意大利人几个世纪的渴望和一年的血泪。
“我必须亲自去巴黎吗?”他像是在问索尼诺,又像是在自问。
“陛下,我认为不妥。”索尼诺谨慎而坚定地回答,“首先,各国国王均未亲自出席,这是首相和外长级别的会议。其次,国内局势需要您坐镇。战后复员、经济转轨、社会安抚,千头万绪。第三……”他顿了顿,“谈判很可能变得丑陋,需要有人能做出强硬姿态,甚至必要时以‘退出谈判’相威胁。作为国王,您亲自出面会失去回旋余地,而一位首相或全权代表则可以有更多的战术灵活性和‘抗命’空间。”
亚历山德罗沉吟片刻,点了点头。索尼诺的考虑符合他一贯的实用主义。“那么,谁代表意大利去签这份可能‘不完美’的条约,同时承受国内的压力?”
“我推荐路易吉·佩斯卡托雷。”索尼诺早有准备,“他是政府首相兼任财政大臣,性格温和,善于协调,在党内和各派系中口碑很好。由他出任代表团团长兼名义上的首席代表,可以展现我们的合作姿态,安抚国内温和派和英法的戒心。”
“但他缺乏外交上的锋芒。”亚历山德罗指出。
“所以,”索尼诺眼中闪过一丝锐光,“由我担任代表团实际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兼任副团长。佩斯卡托雷阁下负责表面的协调与礼仪,我负责实质的交锋与博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已拟好名单:包括顶尖的国际法专家、军事顾问、经济专家,还有几位在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有过实地经验的殖民地官员。我们需要一个既能据理力争,又能灵活周旋的团队。”
亚历山德罗看着索尼诺,这位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外交干将,脸上是那种准备踏入角斗场前的冷静与专注。“很好,就这么办。授予佩斯卡托雷首相代表团团长头衔,负责日常协调,但巴黎的一切以你的判断为准。我会通过加密电报与你们保持直接联系。”
他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伦敦条约》上:“索尼诺,记住我们的底线: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半岛,这些核心‘未收复领土’必须百分之百拿回,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是战争合法性的根基。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岛屿,尤其是扎达尔、斯普利特、科托尔湾,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这是《伦敦条约》的承诺,也是未来海军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关键。至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内陆……”他停顿了一下,声音转冷,“如果英法执意要扶植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南斯拉夫)作为他们在巴尔干的棋子,我们可以做出‘让步’,但必须有等价的、其他地方的利益交换。”
“陛下的意思是?”
“中东,石油。”亚历山德罗吐出两个词,“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巴尔干是武器,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也可以是武器。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我们可以支持他们的‘自决’,然后从他们‘独立’后的新国家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中东的石油特许权,波斯湾的港口租借地,阿拉伯的某种特殊地位。英国人想要中东?可以,但必须分我们一杯羹,作为对我们在欧洲‘让步’的补偿。把谈判的棋盘扩大,从亚得里亚海扩大到地中海东岸,甚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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