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威尼斯的冬雨没有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冽干冷的空气，从亚得里亚海吹来，拂过泻湖，钻进总督宫那些古老拱廊的缝隙。
亚历山德罗·凯撒一世拒绝了所有平安夜庆典的邀请，只带着少数几名亲信护卫，悄然来到了这座象征着威尼斯共和国昔日辉煌与统治的宫殿。他独自走上二层那着名的“巨人阶梯”，穿过挂满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巨作的议会厅，最终来到面向圣马可广场的狭长阳台。
没有随从，没有镁光灯。他推开厚重的木门，步入冬夜的寒风中。
脚下，圣马可广场在无数煤气灯和新型电灯的照耀下，宛如一片镶嵌在大理石棋盘上的温暖琥珀。钟楼的身影高耸，教堂的金色马赛克在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远处，泻湖的水面漆黑如墨，几点航标灯的微光在闪烁。更远处，越过朱代卡岛，是无垠的地中海——那片他称之为“我们的海”，并为之奋斗了几乎一生的水域。
八十三岁了。他扶着冰凉的石栏，心中默算。从1854年那个寒夜在热那亚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变成一个破产商人之子，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而他以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身份行走于世，也过去了六十五年。其中超过一半的岁月，他站在意大利权力的中心，先是首相，后是凯撒。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广场，仿佛能穿透时间和空间，看到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轨迹。
他看到了1861年都灵议会里，年轻的他从垂死的加富尔手中接过重担时，那些怀疑与期望交织的目光。看到了威尼斯回归时万人空巷的狂欢，旗帜在圣马可广场升起——就在此刻他脚下的地方——那一瞬间，一个民族百年梦想的实现。看到了罗马城下，意军士兵轰开庇亚门的烟尘，千年教权统治的终结，统一的最后一块拼图归位。看到了遥远的东非海岸，科斯塔探险队建立的第一个简陋定居点，以及后来如血管般延伸进内陆的铁路和矿山。看到了苏伊士运河的波涛下，意大利资本悄然购得的、足以影响世界航运命脉的股份。看到了巴尔干和阿尔卑斯山的硝烟，皮亚韦河的坚守，维托里奥威尼托的雷霆，以及最终在帕多瓦签署停战协议时，奥匈将领那只颤抖的手。
从热那亚到罗马，从的里雅斯特到的黎波里，从厄立特里亚到台湾基隆……绿白红的三色旗，插遍了地中海沿岸，甚至触及了远东和非洲腹地。一个曾经被梅特涅讥讽为“仅仅是个地理概念”的破碎半岛，如今已成为任何人无法忽视的地中海强权，一个拥有北非殖民地、东非势力范围、爱琴海据点、远东立足点，以及刚刚收复和“委任统治”的亚得里亚海东岸领土（的里雅斯特、伊斯特拉半岛等）的庞大实体。
他做到了，几乎超越了他自己穿越之初最大胆的设想。然而，站在权力和成就的巅峰，寒意却并非仅仅来自威尼斯的冬夜。
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依旧令人郁结。索尼诺和佩斯卡托雷的愤然抗议，英法美三巨头的冷漠与背信，《伦敦条约》中关于达尔马提亚的承诺化为泡影，只换来扎拉一座飞地和寥寥几处无关痛痒的“经济权益”。这提醒他，意大利纵然赢得了战争，却仍未赢得老牌列强发自内心的平等尊重。帝国的冠冕上，终究缺了那么一两颗最耀眼的宝石。
更迫近的寒意来自国内。广场上此刻的祥和与灯火，掩盖不了这个国家肌体深处的阵痛与低烧。
退伍军人安置计划耗资巨大，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前线士兵找不到工作，在街头游荡，抚恤金在飞涨的物价前迅速贬值。都灵、米兰的工厂正艰难地从生产炮弹转向生产拖拉机和平板玻璃，但订单不足，罢工的苗头此起彼伏。极左翼的“工人苏维埃”口号在北方工业区获得越来越大的回响，而另一股力量——由一些同样对现状不满、却崇尚纪律、民族主义和强人政治的退伍军人、失意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也开始在街头巷尾、在酒馆和俱乐部里聚集、鼓噪。亚历山德罗看过情报部门的报告，知道其中一个叫墨索里尼的前社会党记者、退伍军人，在米兰办的一份叫《意大利人民报》的小报，言辞越来越激烈，煽动性越来越强。
他刚刚批准了新的“三年工业振兴计划”，试图用国家投资和科斯塔集团的资本双轮驱动，将经济拉出泥潭。但效果如何，尚未可知。
他的目光从广场收回，投向更北方的黑暗。那里是奥地利，一个缩水了三分之二、充满怨恨的共和国；更远处是德意志，一个战败却并未被彻底摧毁、此刻正被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和天文数字赔款压得喘不过气、内部涌动着危险暗流的庞然大物。他读过一些来自柏林的零散报告，关于一个叫“德意志工人党”的小团体，关于啤酒馆里的愤怒集会。历史的经验告诉他，极致的屈辱往往会催生出极致的反弹。一种比威廉二世时代更加不可预测、更加非理性的力量，或许正在那里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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