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十周年。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不仅开创了许多的先河，造就了无数的奇迹，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而总体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具有非凡的意义。
所谓改革开放，是指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地迅速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
当时，不仅是农村改革迅猛地展开，包括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经历了那一场影响深远的动荡之后，新中国大地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而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人们对“经济特区”这一新兴名词已经不再陌生，并且迅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地处东南的凤来县，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除了并不遥远的厦门经济特区之外，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早在十年前还仅仅只是南海之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随着大批农村人口盲目地流入各个特区（称之为盲流），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的人们，不仅带回了特区日新月异变化的见闻，也带回了那里正在高速发展、用工量极大的消息——这对于急于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人们而言，无疑是震撼的。
早在1984年，应特区政府号召，由市政府牵头，凤来县政府做了大量宣传和动员，一批六十名由凤来县各乡镇汇集在一起的农民，千里迢迢远赴深圳特区，参与特区建设。次年，由凤来县政府牵头，又有七十几名凤来农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一起奔赴深圳经济特区，参与特区的建设。这些人当中，有木匠、泥瓦匠以及擅长果树种植的果农。他们有的携妻带子、有的兄弟相随，经过三天两夜不远千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深圳经济特区一个名叫河心村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异乡谋生之路。
随后，凤来各乡各镇陆续又有人远赴深圳……
1988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戊辰年，同时两岸的关系逐渐由前进转向倒退。
而1988年对于叶永强而言，真可谓是流年不利。首先，他的二姐夫因为得罪了部门领导，被调到下属部门任了一个闲职。此事对叶永强的影响很大，失去了二姐夫这个靠山，一些从来不曾出现的麻烦接踵而至。先是县里主管基建的部门，隔三岔五上他的工地，以质量监察为由，到处寻他的毛病。接着，原本已经确定承包给他的一处公路扩建工程，相关部门竟然只是下发一个通知，就改由他人负责承建——他为此已经购进了大量的水泥、石子，却已经没有了用处。紧接着，在他手底下做工的师傅，纷纷找他请辞，经查是被别的工地高薪挖走——那一处工地，正接手了公路扩建工程……
自从与刘丽凤成婚，叶永强就一直顺风顺水，没想到现在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多的麻烦事。他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的出现，全是来自他二姐夫的被贬失势。正所谓墙倒众人推，一直得到二姐夫庇护的他，不可能不会受到波及。他心头有一种不详的预感——麻烦怕是远远不止这一些，他这个头家怕也是当不安稳了。
想到这个点上，永强不免忧虑万分，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夫，想让二姐夫出面活动一下，以扭转现在这个不利的局面。
可二姐夫正为自己的仕途前程忧虑得茶饭不思，哪里还顾得上小舅子这一头。最后还是永强的二姐，软磨硬泡地要求丈夫答应出面活动一下。
二姐夫虽然满嘴答应帮忙，但实际上他已是有心无力。他以前的同事都知道他是因为得罪了领导，才被下调——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弃用。他的同事各个深谙官场之道，他们都明白，此时要是帮忙求情、说好话，结果不是被牵连其中，就是顺带也得罪了领导。没人愿意拿自己的仕途前程开玩笑，只是碍于情面，他们各个都是满嘴答应得爽快，但谁也没有实际行动。
没有多久，一个小道消息传到叶永强的耳朵里——领导已经作出指示，将不再下包任何工程给他，他将全面被人取代。
永强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又去找二姐夫，可二姐夫又如何能有办法帮助他！
就在永强一筹莫展之时，幸得他的二姐找到县委书记的夫人罗大姐——两人都是官员家属，平时也互相串个门、相约出去逛街买菜。罗大姐不负所托，向她的丈夫吹了吹枕边风。很快，书记向领导打了一个招呼，要他手下留情，怎么样也不要断了人家的活路。
有了这样一个招呼，到工地上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立即不见了。虽然叶永强还是没能拿回公路扩建工程的承包权，但很大程度上也算是缓解了眼前的危机。
永强是个明事人，赶忙去买了一些贵重礼物，一方面上门感谢罗大姐为他说好话，一方面登门向领导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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