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常务会议室的空气，在财政部部长刘永康说完那句“钱从哪里来”之后，凝固了。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十几位领导，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林杰坐在中间，手里还握着陈芳那封信的复印件。
他刚才念信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在会议室里。
刘永康今年六十二岁，在财政系统干了四十年，说话向来直接。
他翻开笔记本，念出一串数字：“目前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约三百二十万人，其中在编教师一百一十万，合同制教师二百一十万。在编教师年均工资八万四，合同制教师四万八，差三点六万元。”
他抬起头，看向林杰：“如果要把合同制教师的工资提高到在编教师的80%，也就是从四万八提高到六万七，每人每年增加一万九。二百一十万人，就是四百亿。如果按林杰同志说的中央和地方各承担50%，中央财政每年要新增支出二百亿。”
他顿了顿，继续说：“这还只是工资部分。如果同步提高社保缴费基数、公积金缴存比例，每年还要增加一百亿左右。加起来，中央财政每年新增支出三百亿。”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刘永康合上笔记本：“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学前教育总投入是一千二百亿。如果突然增加三百亿，钱从哪里出？砍其他项目？哪个项目能砍三百亿？教育？医疗？还是社保？”
问题扔给了所有人。
发改委主任王建国轻咳一声：“永康同志说得有道理。但幼师待遇问题确实突出，不解决不行。能不能分步走？比如今年先提高50%，明年再提剩下的？”
“提高50%也要一百五十亿。”刘永康说，“而且一旦开了口子，明年、后年怎么办？幼师工资要跟中小学教师拉平，那中小学教师要不要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现在是‘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很多地方还没完全落实。如果幼儿园教师先涨了，中小学教师会怎么想？”
问题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张，后面全跟着倒。
林杰等所有人都说完，才开口：“永康同志算的账，我都认。三百亿，确实是一笔大钱。但我想请大家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花这三百亿，十年后要花多少钱？”
所有人都看向他。
“现在幼师行业留不住人，好老师纷纷转行。为什么？因为收入太低，没有尊严。”林杰举起那封信，“这位陈芳老师，工作十年，带过两百多个孩子，其中三十多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十多个残疾儿童。她把自己的青春都给了这些孩子，但她的婆婆住院，她连五千块押金都拿不出来。”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如果我们继续让这样的老师寒心，让这样的行业凋零，十年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当幼师？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谁来教？请保姆？请退休大妈？还是干脆不上幼儿园？”
会议室里很安静。
“至于钱从哪里来，”林杰转向刘永康，“我建议从三个方面想办法：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比如‘三公’经费可以再压5%，这就是几十亿；第二，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投入的比例，从现在的不到5%提高到8%，这又是几百亿；第三，建立多元投入机制，鼓励企业、社会捐赠，给予税收优惠。”
刘永康摇头：“林杰同志，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现实是，压三公经费，各个部门都会叫苦；提高学前教育投入占比，其他教育阶段就会减少；社会捐赠更是不稳定，不能作为经常性收入来源。”
“那永康同志的意思是，这事就不办了？”林杰问。
“不是不办，是要缓办、分步办。”刘永康说，“我建议，先选择几个财力好的省市试点，比如京、沪、浙、江。中央给予适当补贴，地方配套，摸索出经验后再全国推广。这样财政压力小，风险可控。”
“那财力差的省份怎么办？”林杰追问，“甘、青、贵的老师，就活该拿低工资？”
“可以给予更高比例的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林杰打断他，“去年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四千亿，真正用到学前教育的有多少？不到10%。为什么？因为地方可以统筹使用，很多钱被挪到更‘显眼’的工程上去了，建大楼、修操场、买设备。老师的工资？那是软投入，看不见摸不着。”
这话戳到了痛处。
主持会议的领导开口了：“这样吧，林杰同志和永康同志会后单独沟通，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原则是，幼师待遇必须提高，但也要考虑财政可持续。具体怎么提、提多少、钱从哪里来，你们商量。”
散会后，林杰在走廊里叫住刘永康。
“永康同志，去我办公室坐坐？”
刘永康看看表：“二十分钟后我还有个会……”
“就十分钟。”林杰说，“有些话，会议室里不方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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