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五年（公元29年）的深秋，河西走廊的朔风已带上了凛冽的刀意，卷起祁连山脚的枯黄草屑与沙砾，扑打着武威郡姑臧城那高大而略显孤寂的城墙。与中原、陇右的连天烽火相比，这片夹在羌胡与沙漠之间的狭长绿洲地带，竟维持着一种罕见的、近乎脆弱的宁静。然而，姑臧城太守府的书房内，气氛却比窗外的天气更为凝重。
河西五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正与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敦煌太守辛肜、金城太守厍钧等核心人物围坐一堂。他们面前的书案上，摊开着几份来自不同方向的文书——有洛阳朝廷新近颁布、重申政令的诏书抄本；有陇右隗嚣遣使送来、言辞恳切请求结盟共拒刘秀的密信；甚至还有巴蜀公孙述使者带来的、许诺高官厚禄的游说之词。
窦融年约四旬，面容刚毅，目光沉静，虽出身外戚世家（其七世祖为文帝窦皇后之弟），却久在边陲，历练出了一身文武兼备的才干与审时度势的智慧。他环视在座诸人，这些都是随他在这乱世中苦心经营河西、维系一方安宁的袍泽与臂膀。
“诸公，”窦融的声音平稳，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如今天下鼎沸，洛阳、陇右、巴蜀，皆遣使至。刘秀已称帝四年，定都洛阳，中原渐次平定；隗嚣雄踞陇右，遣子入质于洛，然暗通巴蜀，其心难测；公孙述闭关称帝，坐守益州。我河西之地，僻处西陲，羌胡环伺，究当何去何从，关乎五郡百万生灵存亡，融不敢自专，愿听诸公高见。”
武威太守梁统性情刚直，率先开口：“大将军！刘秀乃景帝之后，血统纯正，自起兵以来，除莽贼，平赤眉，定河北，所行皆以恢复汉室为号，政令清明，百姓归心。此乃真命之主也！隗嚣、公孙述，不过割据之雄，岂可与争天下？我等既为汉臣，自当奉洛阳为正朔！”
张掖太守史苞却面露忧色：“梁公所言固然有理。然则，洛阳远在数千里外，中间更隔隗嚣之地。隗嚣兵强马壮，据陇山之险，若我河西贸然归附洛阳，一旦隗嚣兴兵来犯，洛阳救之不及，我等岂非自陷绝境？不若暂且观望，或与隗嚣虚与委蛇，保全实力为上。”
酒泉太守竺曾点头附和：“史公之虑，不无道理。河西精骑虽锐，然人口稀少，粮秣转运艰难，实难独力与陇右或中原长期抗衡。需得谨慎抉择。”
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或主即刻归汉，或主暂且中立，或主联陇自保，莫衷一是。
窦融静静听着，未置可否。他深知，河西五郡看似稳固，实则内忧外患。内部，各郡豪强并非铁板一块；外部，北有匈奴时相侵扰，南有羌人部落心怀异动，东有隗嚣虎视眈眈。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他内心倾向于刘秀，这不仅因为刘秀的汉室旗号更具正统性，更因为他通过往来商旅、细作，仔细研究过刘秀的为政与用人，认为其确有人君之度，非隗嚣、公孙述等偏安一隅之辈可比。但他需要更确切的证据，也需要一个能说服所有部下、并能确保河西利益的稳妥方案。
“诸公之见，皆有道理。”窦融缓缓开口，“然天命有归，人心有向。我等既食汉禄，岂可长久背弃汉室？然归附之事，关乎重大，不可不慎。”他顿了顿，做出决断，“其一，即刻遣长史刘钧为使，赍书并献良马，前往洛阳，觐见皇帝，一则探听朝廷虚实诚意，二则表明我河西心向汉室之意，但观陛下如何回应。其二，整军经武，加强边防，尤其是对陇右方向的戒备，以防不测。其三，遣使回复隗嚣，只言河西力弱，但求自保，无意参与东方之争，婉拒其结盟之请。”
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健策略，既向刘秀表达了善意，又未彻底激怒隗嚣，同时做好了自保的准备。众人皆以为然。
与此同时，洛阳南宫内的刘秀，也正为河西之事思虑。他深知窦融在河西的威望与实力，若能得其归附，则不费一兵一卒，便可获得大片疆土和一支精锐骑兵，更能对隗嚣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其意义非同小可。
当窦融的使者刘钧抵达洛阳，呈上书信与良马时，刘秀大喜过望。他隆重接待刘钧，详细询问河西情形，对窦融的忠诚大为赞赏。他当即颁下诏书，任命窦融为凉州牧（正式承认其对河西五郡的管辖权），赐黄金二百斤，并亲笔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让刘钧带回。
信中，刘秀不仅肯定了窦融保境安民之功，更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隗嚣“见器而无终”（外表有能力却无善终），公孙述“井底之蛙”，明确表示“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并期待与窦融“戮力同心，共扶汉室”。这封信，既展现了帝王的胸怀与远见，也给予了窦融极大的尊重和信任。
刘钧带着诏书与刘秀的亲笔信返回姑臧。窦融与诸太守阅后，无不感动。刘秀的诚意与气度，与隗嚣的猜忌摇摆、公孙述的坐井观天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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