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的洛阳，春寒料峭，南宫内外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肃穆与压抑。戊戌日，帝国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光武皇帝刘秀，在执掌天下三十三年后，于南宫前殿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消息传出，洛阳城阒然，旋即举国同悲，万民缟素。
新即位的皇帝，太子刘庄，跪在父亲的灵柩前，年轻的脸上交织着巨大的悲痛与不容退缩的坚毅。他时年三十，早已不是懵懂少年。作为郭圣通皇后所出的嫡长子，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熟读经史，并曾参与听政，对父皇“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的执政风格耳濡目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接过的是什么——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经过父皇呕心沥血、方才从废墟上重建起来，却仍面临着内外挑战的庞大帝国。先帝的谥号“光武”，既铭记其“拨乱反正”的赫赫武功，也寄寓着“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的至高评价。这对他而言，既是无上荣光，亦是沉甸甸的压力。
葬礼极尽哀荣，依山为陵，葬于原陵（今河南孟津），仪制尊崇，却一如刘秀生前所愿，力戒奢靡。当送葬的队伍蜿蜒远去，喧嚣归于沉寂，刘庄独自立于南宫前殿那如今已属于他的御座之前。殿宇空旷，唯有先帝昔日批阅奏章、召见臣工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浮现。他抚摸着冰冷的御座扶手，心中默念着父皇的遗诏，那上面没有具体的政务指示，只有寥寥数语，核心是“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这是要求他效仿汉文帝的俭朴，并要求地方官员各安其位，不得擅离职守奔丧，以确保政局的平稳过渡。
“陛下。”一个沉稳的声音在殿门口响起。是三朝老臣，太尉赵熹。他须发皆白，步履却依旧稳健，眼中带着对新君的审视与辅佐的决心。
“太尉。”刘庄转过身，神色已恢复了帝王的沉静，“先帝骤崩，朕初嗣大位，天下瞩目。当务之急，乃是稳定人心，承继先帝遗志，使政令无改于道。”
赵熹躬身道：“陛下明鉴。先帝中兴汉室，涤荡秽恶，与民休息，三十年间，海内殷富。然北匈奴时扰边塞，西域未完全宾服，内部豪强犹有隐匿田亩、规避赋税者。陛下春秋鼎盛，正宜绍休圣绪，励精图治。”
刘庄微微颔首。他知道，父皇留给他的，是一个框架已立、但细节仍需雕琢的帝国。他需要展现出足够的魄力与智慧，才能驾驭这艘巨轮，驶向真正的盛世。
数日后，新君登基后的第一次大朝会。刘庄端坐于御座之上，接受百官朝贺。他宣布，尊母后阴丽华为皇太后，改元“永平”，大赦天下。随即，他颁布了即位后的第一道重要诏令，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先帝承王莽之乱，奋拨乱之威，兴不世之业，恢复大汉，功德巍巍。然法令久行，或生懈怠；吏治既久，或滋奸猾。自今以后，各级官吏，当益加惕厉，恪尽职守。其有执法不公，徇私舞弊，蠹政害民者，一经察实，严惩不贷！朕将明遣使者，巡行天下，观省风俗，黜陟幽明！”
这道诏书，如同一股清风，吹入了因皇帝更迭而略显微澜的官场，明确宣示了新皇将继承光武法度，并进一步加强吏治整顿的决心。他没有急于推翻什么，而是在既定的轨道上，注入了更为刚毅和严格的行事风格。
退朝之后，刘庄并未休息，而是移驾兰台。这里是他作为太子时就时常流连的地方。他屏退左右，独自漫步于浩瀚的典籍之间。手指拂过那些被精心整理、编纂的竹简帛书，他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文明传承的厚重。他停在了一排标注着《史记》及前汉诸家着述的书架前，又看了看旁边那些正在被兰台学者们加紧整理、抄录的建武朝档案文书。
他知道，父皇在位时，主要精力在于平定天下、恢复秩序，对于系统性的历史修撰，虽有倡导，却未及全力推动。一个宏大的构想，在他心中逐渐清晰——他要组织天下英才，不仅要整理前汉旧事，更要为光武一朝这波澜壮阔的中兴伟业，修撰一部详实、权威的史书，以垂范后世，昭示天命之所归。
正在沉思间，兰台令史（掌管图籍的官员）趋步上前，低声禀奏：“陛下，故司隶校尉、扶风安陵人班彪之子班固，年方弱冠，少有才名，继其父志，私撰《汉书》纪、表、志、传数十篇，虽未成书，然文笔赡富，颇得史迁遗风。其人正在太学游历，陛下可欲一见？”
班固？刘庄记起了这个名字。其父班彪是知名的儒学者和史学家，曾续补《史记》，对两汉之际的历史有深入研究。这个继承父志的年轻人，或许正是他未来文化事业所需要的人才。
“传旨，”刘庄眼中闪过一丝期许的光芒，“召班固待诏兰台，授以郎官之职，命其参与校书，并可续成其父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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